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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历史之谜（第5页）

科举制度影响深远，当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宪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

迷建楼是在扬州还是在长安之谜

扬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古称广陵、江都。西汉吴王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在扬州开凿了一条运河来通输食盐，此后扬州逐渐成为淮盐北运的集散地，历来有“扬州繁华以盐盛”之说。隋代以来，“淮左名都”江都（扬州）便成为豪商巨贾、当朝权贵云集之所，其繁华比之京城长安有过之而无不及。隋开皇十年（590年），杨广任扬州总管，在江都（今扬州）一住就是十年。杨广登基后，仍然眷恋江都的繁华，曾三次南下巡幸。

炀帝在一首诗中云：“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据《隋遗录》载，有一个名叫项升的浙江人为取悦炀帝，进献一幅宫殿图，炀帝大为满意，遂命有司在江都依图建造新宫，取名迷楼，亦称新宫、长阜苑十宫。迷楼的标志建筑为蜀岗十宫：归雁宫、回流宫、九里宫、松林宫、枫林宫、大雷宫、小雷宫、春草宫、九华宫、光汾宫。

唐颜师古《大业拾遗记》也记载了隋炀帝修迷楼之事：“帝尝宰昭明文选楼，车驾未至，先命宫娥数千人升楼迎侍。微风东来，宫娥衣被风绰，直泊肩项，帝睹之，色荒愈炽，因此乃建迷楼。”唐冯贽《南部烟花记·迷楼》：“迷楼，凡役夫数万，经岁而成。楼阁高下，轩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栏朱楣，互相连属。帝大喜，顾左右曰：’使真仙游其中，亦当自迷也。‘故云。”此外，据《寿春图经》载：“隋十宫在江都县北长阜苑内，依林傍涧，因高跨阜，随地形置焉，并隋炀帝立也。”炀帝建造的迷楼亦称为新宫、长阜苑十宫，后毁于战火。唐诗人杜牧在《扬州三日》一诗中明确指出迷楼紧邻雷塘：“炀帝雷塘土，迷藏有旧楼。”雷塘在扬州城北，炀帝死后即葬于此地。

3-7隋炀帝陵墓

历代诗人在吟咏扬州的诗中多提到“迷楼”，可以想象其名气之大。包何《同诸公寻李芳直不遇》：“闻说到扬州，吹箫忆旧游。人来都不见，莫是上迷楼。”李绅《宿扬州》：“江横渡阔烟波晚，潮过金陵落叶秋。嘹唳塞鸿经楚泽，浅深红树见扬州。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今日市朝风俗变，不需开口问迷楼。”宋贺铸《思越人》词：“红尘十里扬州过，更上迷楼一借山。”宋代词人秦少游《望海潮’广陵怀古》：“追思故国繁雄，有迷楼挂斗，月观横空。”他们众口一词，认为隋炀帝的迷楼位于扬州。

相传，南宋宝祐六年至开庆元年（1258-1259年），贾似道在扬州任职，在迷楼原址建摘星寺，又称摘星楼，明代改称为“鉴楼”，取前车之鉴，后车之鉴之意。

由此，许多学者都认为迷楼位于扬州是毫无疑问的。

据清代嘉庆《重修扬州府志》载：“摘星楼在城西七里观音阁之东阜，即迷楼故址。”但是乾隆年间的《甘泉县志》却提出另一种说法，称观音山寺“即古摘星亭址，俗传为隋迷楼故址者讹也”。这两处史料中对于迷楼的记载相左，因此有人对隋炀帝是否在扬州建过迷楼表示怀疑。

晚唐时韩偓在《迷楼记》中绘声绘色地描绘了迷楼当年的壮观景象以及后来的败落，但考察通篇文字，并未提及扬州。“唐帝提兵，号令入京，见迷楼，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为。’乃命焚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隋炀帝的迷楼应在长安，在唐太宗率兵进入长安后被焚毁。

然而，大名鼎鼎的迷楼到底是建在哪里呢？是在扬州，还是在长安，还是在两地皆有修建，抑或在其他地方，至今仍无定论。

高昌政变之谜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难解之谜。明末梃击、红丸、移宫三案，清初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夺嫡三案，为近世之最著名者。当时史料丰富，公私史乘汗牛充栋，尚无法解释清楚。而在此之前的谜案，由于史料贫乏，就更加难以澄清了。高昌政变之谜，即是其中之一。

高昌国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地区。这里旧为姑师亦即车师人居地。公元前48年，西汉在此置高昌壁，设戊己校尉负责屯戍。东汉以后，一度称为高昌垒。327年，前凉在此置高昌郡。十六国动乱，河西及中原人民纷纷向高昌迁徙。439年，北凉为北魏所灭，其残余势力向西域逃窜，442年，占据高昌，仍称大凉国。460年，柔然灭大凉国，立阚伯周为高昌王，此为高昌正式建国之始。以后又经历了张氏高昌和马氏高昌两个政权。501年，麴嘉被立为高昌王，开始了比较稳定的麴氏高昌时代。

3-8高昌古城

麴氏高昌的历史，只有中原的几部正史曾附传简略介绍，留下的疑难甚多，纪年间题为其中之一。结合新出吐鲁番文书，人们发现：

（一）自麴嘉建国（501年），至麴智盛为唐所灭（640年），麴氏高昌共存在一百四十年，而《唐书·高昌传》均称只存在一百三十四年，其中少算六年。（二）按照麴氏高昌的惯例，一王只建一个年号，而麴伯雅为王时期，却存在延和（602-613年）、义和（614-619年）、重光（620-623年）三个年号，其中义和年号，在新出吐鲁番文书中多被涂改为延和，如将义和五年涂改为延和十七年，义和共六年，即麴氏高昌自身也认为，确有六年历史值得争议。（三）恰恰自延和十二年（613年），至义和五年（618年），共六年时间，高昌与中原的隋朝中断了联系，伯雅也下落不明。于是人们揣测，在这六年内，高昌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件；但直到1973年，考古工作者从吐鲁番阿斯塔那二。六号墓发现高昌大族张雄及其妻麴氏墓志，才找到弄清这一事件的线索。志云：“属奸臣作祸，伪祚将颠。公出乾侯，兵缠绛邑。君执羁鞫，经始艰难。功冠却燕，勋隆复郢。伪王返国，宠命偏优。”该志作于唐灭高昌之后，故称高昌王、祚均前加“伪”字。志文则借用春秋、战国时期的几个历史典故，含蓄披露高昌曾发生过一起政变。人们结合史实进行研究，终于对这起政变的来龙去脉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这起政变的发生，说起来虽与高昌自身外交政策出现偏差颇有关系，但隋炀帝好大喜功也须承担一定责任。

高昌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移民小国。建国伊始，就有自己明确的外交政策。文化源于中原，自然真心诚意想与中原王朝处好关系；地理属于西域，也愿意同周围强大少数民族政权虚与委蛇。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中原王朝与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关系总是时好时坏，与中原王朝交往过密，难免会引起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猜忌。所以，尽管真心诚意想与中原王朝处好关系，却又不得不竭力控制与中原王朝交往的节奏。一旦打乱这个交往节奏，就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麴氏高昌建立后，与北魏交往最多，三十三年中，大约遣使朝贡近二十次。这是因为，当时柔然、高车势力渐衰，吠哒的主要精力用于经营中亚，高昌顾虑较少。高昌与西魏、北周交往较少，北周四十六年中只彼此遣使四次。而隋文帝二十四年中，一次交往也没有。这是因为，当时突厥势力强大，高昌已成为突厥的附庸，不敢与中原王朝过于亲密。也正由于交往节奏控制得当，高昌没有发生大的变故。隋炀帝即位后情况就不同了。

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年），麴伯雅继位为高昌王，改元延和。依突厥俗，伯雅应娶大母突厥可汗女为妻。伯雅为汉人，对此悖乱人伦之事自然抵触，久不从命，突厥逼之，才不得已就范。此后，伯雅对突厥愈益反感。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西突厥处罗可汗治国无方，引起所属铁勒诸部暴动。铁勒大败处罗，自立契弊歌楞为莫何可汗。高昌脱离突厥的控制，成为铁勒的附庸：铁勒虽在高昌派驻大臣，但仅征收商税，对其他事务似较少过问。伯雅以为从此可以自由行动，便于大业三年六月和大业五年（609年）四月，连续二次向隋遣使朝贡。而此时的炀帝，好大喜功，对仅遣使者来朝尚不满意。他派裴矩去敦煌，令游说高昌、伊吾及西域诸王，“啖以厚利，导使入朝”。大业五年六月，炀帝西巡至燕支山（今甘肃永昌西），高昌王麴伯雅携子麴文泰，与伊吾吐屯设及西域二三十国使者，果然均焚香奏乐，伏谒道左以候圣驾。于是圣心大悦，亲御观风行殿，大备文物，并宴饮麴伯雅等西域诸王。这次伯雅人中原时问超过八个月，不仅随炀帝游历了东、西二京，还参加了来年正月在洛阳举行的元宵大戏，中原的灿烂文明给伯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大业七年（611年），西突厥内乱，处罗可汗失位，逃到高昌附近避难。麴伯雅上状，当时炀帝正准备讨伐高丽，驻跸涿郡临朔宫，闻讯大喜，急令裴矩挟处罗母向氏前往招安；又令民部尚书樊子盖检校武威太守，负责接待及护送来涿工作。十二月，伯雅携子文泰，陪处罗来到临朔宫。伯雅等先后从炀帝征高丽及游代、汾、晋等地，直到大业八年（612年）九月，才折返洛阳。十一月，炀帝以戚属字文氏为华容公主，嫁于伯雅，并令两朝元老苏威之子鸿胪少卿苏夔主婚。大概十二月底，伯雅携妻及子返回高昌。这次伯雅人中原时间超过一年，游览的地方更多，对中原文明更生眷恋之情。

麴伯雅回国第二年，正是高昌延和十二年（613年）。伯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解辫削衽”，废除北方少数民族辫发左衽的习俗。此举炀帝甚为欣赏，特下诏褒奖，称：“袭缨解辫，削衽曳裾，变夷从夏，义光前载。”却不料遭到守旧势力的反对，麴氏宗室趁机发动政变，把伯雅赶下了台。翌年，僭位者改年号为“义和”，推测有“举义共和”的意思。伯雅携家属投奔西突厥，在那里流亡了六年。义和六年（619年）冬季以前，伯雅在西突厥的支持下，杀回了高昌。张雄本为伯雅张妃之侄，与伯雅子文泰属姑表兄弟，此时自然站在伯雅、文泰父子一边。由于他率兵协助，终于完成光复大业。次年（620年），伯雅改元“重光”，推测有“重新光复”的意思。于是，此前僭位者统治过的义和六年历史，成为了有争议的问题。当时的高昌官民和后世的历史学家都不承认它，遂出现前面谈到的涂改义和为延和及统计麴氏高昌存在时间有意少算六年等怪现象。

以上是这起政变的来龙去脉。但其中仍有不少问题弄不清楚。譬如政变者究竟是谁，他发动政变是否还有别的原因，他的结局如何，等等。所以说，高昌政变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隋朝二世而亡之谜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强盛的大一统封建王朝之一，封建社会到了隋唐时期进入了最繁荣的时代。但是隋朝仅仅存在了38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啻石火之一敲，电光之一瞥；就轰然倾覆了。是什么原因使得隋朝如此短命呢？

一直以来，传统观点认为对于隋朝的灭亡隋炀帝要承担全部责任。在历史典籍中，隋炀帝也被定位于一个荒淫无度、残暴不仁的君主。隋炀帝杨广（569-618年），是隋文帝的第二个儿子。据《隋书·炀帝记》载：“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隋炀帝凭借文帝积累的巨大民力和财富，大兴土木，穷兵黩武，搞得天怒人怨。正是这样残暴的统治，决定了国家败亡的命运。隋炀帝的统治，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并最终导致隋朝的灭亡。

3-9隋炀帝巡游

唐太宗经常以隋炀帝的失败教训为鉴，不断举一反三地教育大臣。唐朝重臣魏征曾对隋朝的灭亡作了如下的评价：“炀帝嗣承平之基，守已安之业，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视亿兆如草芥，顾群臣如寇雠，劳近以事远，求名而丧实。兵缠魏阙，阽危弗图，围解雁门，漫游不息。天夺之魄，人益其灾，群盗并兴，百殃俱起，自绝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讯之古老，考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由兴，而炀帝之所以灭者也，可不谓然乎！”

这种说法得到了后世许多学者的认同。一些学者还进一步提出炀帝三征高丽是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隋炀帝为了维护大国的威严，三次用兵高丽，令全国骚动，民怨沸腾，农民起义之火遍及大江南北。这是炀帝最大的决策失误，也是隋王朝灭亡的导火索。

另一种说法认为，隋朝的灭亡与隋文帝杨坚大有关系。文帝杨坚作为一代强国的开国之主，历代史家对其评价较高，“虽未能臻于至治，亦足称近代之良主”。《隋书》也评价他：“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他在统治时期进行了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改革，创立并发展了诸多意义深远的制度。他废除了西魏、北周时期的“六官制”，开始实行以尚书、内史、门下三省为行政中枢的制度，加强了皇权。他推行均田制，减轻赋役，使百姓得以维持生计。同时，他还创立了科举制度，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正是由于这些有力措施，国家在很短的时间里呈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但隋文帝以外戚权臣的身份，从“孤儿寡母”手中篡夺王位，一直对大臣存有猜忌之心。文帝登极后，大兴土木，营造仁寿宫，残酷镇压国内少数民族的反抗，民族矛盾尖锐。上行下效之下，各级官吏对人民百般欺压，在一片繁荣之下，显露出大厦将倾的征兆。他“猜忌苛察，信受谗言”，肆意杀戮大臣，使得朝廷内部矛盾重重。《隋书》的作者评论道：“坟土未干，子孙续踵屠戮，……天下已非隋有。”在执政后期，文帝用人不明，贬斥忠臣高颎，重用小人杨素。正是他的独断专行给隋帝国的速亡埋下了伏笔，使对隋朝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魏征曾就隋朝灭亡评论道：“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引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

也有人提出，隋速灭的原因是因为隋朝政权不是建立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汉、唐、明、清都因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故运祚长久；而秦、晋、五代时期的梁、唐、晋、汉、周等，都因没有经过农民起义，所以短命。”没有经过农民起义之后而建立的政权具有先天性的不足，统治阶级易于走上腐朽的道路。同时，土地关系得不到调整和缓和，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更容易激化。

有人认为，隋朝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矛盾是隋朝败亡的原因。隋朝使大量的私家荫户成为国家编户，侵犯了世家大族的根本利益，激化了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矛盾。

有人认为，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是隋朝速亡的原因。隋文帝以宫廷政变夺取政权的，在百姓心目中并不是正统，尤其在地主阶级内部，不少人认为隋朝是篡周而立。隋炀帝改变关中本位政策，重用南人，激起北方权贵的强烈不满，在统治集团内部形成南北朝臣的对立和倾轧，加速了隋朝的灭亡。

对于隋朝的灭亡，历代学者所见各不相同，耐人寻味。看来这个历史之谜仍有探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