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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历史之谜（第4页）

仁寿四年，隋炀帝即位。第二年，他便下诏开凿大运河。那么，隋炀帝出于什么原因开凿了这条大运河呢？一千多年来，人们众说纷纭，但还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答案。

一些学者认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动机“纯属搜括江南财富和个人巡游享乐”。

张昆河认为隋炀帝开运河之举“按理言之，实皆有利于国家民生，然出于君王游幸之意，且操之过急，民力疲弊，遂为亡国之虐政矣”。隋炀帝贪恋江都之美景，这是事实。晋王杨广有消灭陈国后，开皇十年（590年）隋文帝将其升任为扬州总管，镇江都。开皇二十年（600年），杨广被立为太子后，才离开江都，前后有十一年之久。当时的江都郡，繁荣富庶，有“天下第一”之美誉。据洪迈《容斋随笔》记载，扬州“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诗人杜苟鹤在《送蜀客游维扬》诗中有“见说西川景物繁，维扬景物胜西川”之句，可见扬州的繁华。据《隋书·地理志》记载，江都郡下辖16个县，风景秀丽，是当时江南地区的大郡。他在《春江花月夜》一诗生动地描绘了扬州美丽的湖光山色。诗云：“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此外，隋炀帝还创造了《江都宫乐歌》、《泛龙舟》、《幸江都作》、《迷楼歌》等吟咏江都美景的诗篇。

一些学者认为，隋炀帝对江都怀有深厚的感情，曾三次东巡江都，但这只是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动机之一，而非根本原因。

唐人许棠对隋炀帝开通运河的意图有着清楚的认识。他在《汴河十二韵》说：“昔年开汴水，无应别有由，或兼通楚塞，宁独为扬州？”隋炀帝贪恋江南的美景和物产，固然是开凿大运河的一个动机。但隋炀帝三下江都，也并不仅仅是为了享乐，否则，西巡陇右和北巡雁门之举就无从解释，因为陇右和雁门并非“游幸之地”。据《资治通鉴》载，在仁寿四年（604年），也就是开通大运河的前一年，隋炀帝曾对给事郎蔡征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此其所以不能长世。”由此可见，隋炀帝开通运河是为了循“天子有巡狩之礼”的古训，了解民情，巩固国家统治。虽然，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有其个人欲望的，但不能将其列为基本原因，那是失之偏颇的。

隋炀帝曾赠给宫人一首诗：“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从字面上看，隋炀帝征高丽和开通运河之后游幸江都都是偶然的决策。事实并非如此，征辽这样影响着国家命运的大事，怎么可能是“偶然”呢？

3-5隋朝运河分布图

隋炀帝讨伐高丽绝非心血来潮。据《隋书·阎毗传》载，隋炀帝“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当年杨谅等率大军攻打高丽，因“馈运不断，军中乏食”等原因而没有成功。为了保障后勤运输，隋炀帝即位后很快就下令开凿大运河，以适应攻打高丽的需要。由此可见，隋炀帝开凿北运河是有其攻打高丽的军事目的的。

一些人认为，隋炀帝此举是出于当时政治、经济两方面的需要。

从经济方面来说，江淮一带经三国以来几百年的发展，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逐渐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荆州、扬州均富甲一方，整个南方已成为全国鱼盐梓以及私麻布帛的主要供应地。在“升平盛世”下，封建统治阶级追求享受的欲望也不断膨大。而当时的长安、洛阳等地因屡遭战乱，粮食生产已完全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尤其是京都长安，供应更为缺乏。实际上，隋文帝时期就开始开凿运河。隋文帝生性节俭，爱惜民力，力行省徭息役。开皇四年（584年），国库仓廪空虚，为了增加粮食储备，隋文帝命宇文恺开凿广通渠，使“转运通利”，顺利地把关东的粮食布帛运往长安。开皇七年，隋文帝又开凿了山阳渎。隋炀帝时期，为了打通江南通往中原的水道，解决南粮北运的问题，开凿大运河便成为当务之急，也是社会经济的迫切需要。

从政治方面来说，南北朝后期以来，长期垄断朝政的门阀士族已经没落，但各地名门大族仍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是一股不可轻视的社会政治势力。尤其山东、江南两大士族集团，与关陇集团为核心的隋朝中央政权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有的疯狂地兼并土地，有的隐蔽户口，有的规避赋役，有的刁难官吏，有的“不应辟命”。这不能不引起隋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隋炀帝杨广曾任平陈统帅、扬州总管，对于江南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有着深入的了解。为了加强对江南的控制，隋炀帝即位伊始便下令开凿大运河。

大运河的开凿在历史上有着积极的作用。首先，大运河开通可对黄河起到分流作用，减少黄河本身的压力，对预防水灾有着一定的作用。其次，大运河将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联系在一起，大大缩短了南北的距离，促进了南北的交通，成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对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同样，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给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隋炀帝为了加速工程进度，苛征滥调，严重地摧残了劳动力，“丁男不供，始役妇人”，这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他在运河沿岸大兴御道、离宫、驿宫等“御用”工程，极大地浪费了人力财力，加重了社会负担。除此之外，他在运河刚刚竣工后，就“三游江都”、“三驾辽左”，致使人民的生活陷入痛苦的深渊。隋朝末期，饿殍载道，尸横遍野，这固然并不能都归结在大运河身上，却是开凿的大运河所带来的直接后果。百姓们无法忍受压迫，爆发了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起义之所以集中在运河两岸各地，正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农民所遭受的剥削特别沉重，阶级矛盾深刻尖锐。

隋炀帝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开凿了大运河呢？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我们进行全面的研究，以得出较为科学的答案。

古代“高考”由来之谜

在中国古代，政府为了发现并任用人才，创立了考试制度，这便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一经创立，便成为政府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也成为有志人才飞黄腾达的契机。在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科举制度不断完善，直至清朝光绪皇帝下谕停止所有乡试，科举制度才被废弃。科举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可谓深远。然而，关于科举制度创立的时间，却一直有不同的说法。

（1）创设于隋朝。

有人认为科举制度创设于隋朝。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

最早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唐朝人薛登。据《旧唐书·薛登传》，他在唐武则天天授中（690-692年）任左补阙时，鉴于当时“选举颇滥”，上疏要求改革。在疏文中他说道：“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仿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缉缀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浮虚为贵。”在薛登此疏之后七十余年，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礼部侍郎杨绾在上疏中又说：“进士科起于隋大业中，炀帝始置时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旧唐书·杨绾传》）在这之后，杜佑以及五代时的王定保也都认为进士科创设于隋朝：“炀帝始建进士科”，“进士始于隋大业中”。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朱熹，他不仅肯定进士科创设于隋朝，而且还十分明确地指出：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始建进士科。当代的史学家范文斓先生对此也有研究，他也认为进士科是始于隋大业年所创：“607年，隋炀帝定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即进士科。隋炀帝本人是个文学家，创立进士科，以考试诗赋为主，是不足为奇的。这是科举（主要是进士科）制度的开始。”

（2）创设于唐朝。

还有很多人主张进士科创设于唐朝。如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说：“李唐御统，艰阙制度，立进士之科，正名也；行辞赋之选，从时也。”唐宣宗时右补阙裴庭裕也说：“大中十年，郑颢知举后，宣宗索《科名记》，颢表曰：自武德已后，便有进士诸科。”明代学者朱国桢也认为，“进士科起于唐”。

3-6古代书生

近代学者何忠礼也认为，科举制度起源于唐朝。他在1983年第二期《历史研究》上著文《科举制度起源辨析》，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第二，举人及第或黜落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才能决定。第三，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士人定期赴试。他指出：这三个特点在隋朝都没有形成。唐朝建立后具备了对选举制度实行重大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唐高宗武德五年（622年）的诏书“正式开创了科举制的先河”。科举制度的三个特点逐渐形成。因此，他的结论是：“从南北朝后期起，科举制逐步萌芽，但三个特点基本具备，正式形成制度，应该是在李唐。”

对于上述两说在历史上的情况，邓嗣禹在1934年写的《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一文中作了这样的概括：“唐宋而后，主隋者渐众；而在唐时，尚二说纷陈，莫衷一是。”看来，主张科举制度创设于隋朝的人是占多数的。所以，现代人们大多认为科举制度在隋朝只是雏形，在唐代得到了完备和发展，事实上也应该是这样的。

科举制度在唐代是如何继续发展的呢？

唐代的科举分为常科和制科。

（1）常科

常科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秀才为最高科等，要求应举者要熟悉经史，精通经世治国的方略。这对于缺少经史知识、醉心词华的唐初士子来说，是很难达到的，因此他们往往不敢投考秀才科。明经主要考两部儒家经典。唐初，明经是按照经的章疏试探，这使许多举子不读正经，只是把与对策有关的章疏义条抄录下来进行背诵。高宗二年（680年）开始加试帖经，即取经书中的一行，把其中几个字蒙住，让考试者填充。这样儒家经典的背诵就成为明经录取的先决条件。这样一来，应举明经者死记硬背，不求义理的情况更为严重。

常科的应举者主要是生徒和乡员。前者是国子监所统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的学生，以及在弘文馆、崇文馆学习的皇亲、亲贵子孙。后者是指不在馆学的举子，自己在州、县报名，经县、州逐级考试合格，由州府举送到尚书省参加常科考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创立武举，亦是常举，由兵部主持，主要是选拔一般武官，而不是选拔将帅之才。

（2）制科

制科是由皇帝临时确定科目下举行的，名目很多。如高宗时先后有词赡文学科、词殚文律科、文学忧赡科，武则天时先后有超拔群类、绝伦科，玄宗时有文史兼优、博学通艺以及武足安边、智谋将帅、军谋越众等科，但基本上没有重复的。科目的变化反映了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统治阶级对人才的不同要求。参加考试者可以有出身、有官职，也可以既无出身，也无官职，并且可以连续应举。制举是统治者收买人心的重要手段，它对于发现卓有才能的官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同唐代相比，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元代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始于元仁宗延佑年间）。

科举制进入了鼎盛时期是明朝。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到了清代，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优待，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

清代时科举制度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最后终于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