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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锐意改革建章 立制（第4页）

应当看到的是，在人治社会的封建时代，法律更多地受到统治者个人道德、品质、性格、修养、学识种种方面的影响。隋文帝尽管有革新刑律的思想，有减轻刑罚的规定，并修入律中。在其前期也还算较为守持刑律，但是，到后期，隋文帝往往违法行事。定法者本人不按法行事，法律的威严，法律的存在，也就动摇了。如隋文帝常在朝堂上杖杀官员，盗一钱以上、三人同窃一瓜，也被处死。他慎刑、轻刑诏书的墨迹未干，而身自破坏。写在纸上的刑法，与统治者的执法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改革府兵制度

隋文帝在灭陈统一全国之后，于开皇十年（590年）对军事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之所以在这时候改革军事制度，隋文帝是有周到考虑的。因为在此之前要全力准备、加强军事力量，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不便匆忙改革军制，影响统一活动的顺利进行。现在国家统一，隋文帝一则要销兵重农，安定天下，另一方面，也确实有必要对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一切合实际的变革。

府兵制度起于西魏，在此之前，府兵泛指军府之兵。北魏在六镇起义之后不久，分为东西两部分，为与东魏抗衡，西魏权臣宇文泰在大统八年（542年）将流入关中地区的六镇军人和原在关中的鲜卑诸部之人，编为六军。大统九年，西魏与东魏大战，西魏在邙山战败，损失巨大。为补充和扩大军队，宇文泰就不断收编关陇豪右、乡兵、部曲，由当州的豪望为乡帅，进行带领。大统十六年，宇文泰建立起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即军）的府兵组织系统。府兵最高领导是八柱国，它是模仿鲜卑拓拔八部而设。八柱国中，宇文泰为全军统帅，宗室元欣仅挂虚名，另外六个柱国分统府兵，与周官六军之制相符。至西魏恭帝元年（554年），又按北魏早期所属大小部落姓氏，赐姓诸将，所统兵士，改从主将之姓。可见府兵制在这时有着浓厚的鲜卑部落兵制的色彩。

北周武帝在建德二年（573年）、三年时，为加强对府兵的控制，改府兵军士为“侍官”。这就是说，全国的府兵，都是皇帝的侍卫，成为皇帝的亲军，而不再隶于柱国。同时，又广泛招募汉人人军，免其课役。一人充当府兵，全家都人军籍，不隶州县。在城的军人，置军坊，在乡者为乡团，由所置之坊主、团主进行统领。

2-7隋朝军服

从西魏、北周府兵的情况可知，这两个时期，府兵带有鲜卑部落兵制的色彩，虽已开始吸收汉人人军籍，而未改变其鲜卑之姓，其鲜卑部落兵制的色彩依然很浓，还多少带有一些私人武装的性质；另一方面是军民分籍，兵农各不相关。从发展趋势上看，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皇帝对府兵的控制逐渐强化。

杨坚在辅政之初，便力图抹去府兵的鲜卑部落兵制的色彩，他在大定元年（581年）二月，取代北周前夕，便“令日已前赐姓，皆复其旧”。这样，不仅淡化了鲜卑部落兵制的色彩，而且也使府兵的私家军事组织的性质更进一步削弱了。它有力地制止了整个鲜卑族在汉化方面的倒退。开皇十年，全国统一已经实现并得到巩固，于是，隋文帝下诏对府兵制度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其诏日：

魏末丧乱，宇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隋文帝这道诏书，是府兵制度改革的重要里程碑。首先，诏书指明改革府兵的时机成熟了。魏末以来，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军事活动频繁。

西魏、北周设立府兵之制，兵士没有固定居处。军士与百姓是分离的，士兵生活很苦，其家庭也遭受众多苦难，常常流离，没有固定的乡里。

现在，不仅北方早已结束了分裂状况，而且南北合一，可说是天下太平，四海一家，已到了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其次，兵农合一。隋文帝对府兵制度的改革，最关键的是：军人悉属州县，恳田籍帐，一与民同。军籍与民籍统一，军人的户籍、计账，与民户一样，隶属于州县，不再实行军民分籍的办法，士兵可同百姓一样，在均田制度之下，获得分额土地，进行农业生产。这样，不仅军民在隶属州县上没有区别了，而且兵农结合起来了，士兵也要从事农业生产，大大改变了原来鲜卑部落兵制的性质。原来由鲜卑人当兵作战，汉人从事农业生产，自然使民族隔阂加深。现在，诏书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统一国家所要求的。在一个帝国之内，民族之间依然严重对立，是不能允许的，因为这会大大削弱帝国力量和破坏国家的统一。经过改革，府兵制度下的士兵，有田地、有户籍，生活有了保障，他们定居了下来，这对于社会的安定、国家的统一，都是大有好处的。

第三，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军队，统一国家需要强有力的军队抵御外来侵犯，防范内部的反抗，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巩固统治。所以，隋文帝改革府兵制度的时候，十分注意不削弱府兵的力量。军府统领，宜依旧式，就是不改变统领府兵的方式。隋朝政府在中央设置了十二卫，它们是：左右翊卫、左右骁骑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御卫、左右候卫，由各卫的大将军统领。地方上有鹰扬府，分属十二卫。这样也就将府兵的统率权进一步集中到中央，大将军向皇帝负责，兵权也就集中到了皇帝手中。这样的改革无疑是加强了隋朝中央对武装力量的控制。由此可见，隋文帝对府兵制度的改革，其基本立足点是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家的军事力量。

第四，罢去山东、河南以及北方边缘地区新设置的军府。国家统一之后，隋文帝要消除混乱的局面。山东、河南及北方，在长期的变动混乱之中形成的军事机构，往往为反叛中央的势力所利用，隋文帝亲身体验过这种反叛。他刚当丞相辅政之时，山东就爆发过尉迟迥的反抗。现在罢去山东、河南及北边新置军府，从而使军事力量对比的天平更加倾向中央所在的关中地区，这是统一国家在军事上的需要，亦即造成内重外轻的局面。这样做，有利于消除以往北方混乱的军事形势所造成的动荡局面，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内重外轻局面的形成，中央实力的增强，又有益于巩固统一，防止出现分裂割据局面。

隋文帝有着消除混乱、防止发生军事冲突的强烈愿望，同时也从防止百姓的“犯上作乱”出发，便于开皇十五年（595年）又颁布诏令：“收天下兵器，敢私造者坐之；关中、缘边不在其例”。这是府兵制度改革后，稳定局势，防止混乱，防范百姓的一个重要补充措施。

最后，府兵制度的改革，有消除军人，特别是军将世袭特权的作用。北周武帝以来，最高统治者就不断进行改革，来冲淡和消除存在于府兵制度中私家武装的性质。隋文帝的改革，吸取了前朝的成果，而又更进了一步。他以十二卫统领鹰扬府，将大权收归中央。士兵有了土地且又户籍隶属州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由于政治改革而大大加强，这样，府兵也就被中央牢牢控制了。军府将领由皇帝通过兵部选任，不再由一家一姓所世袭，加之从地方鹰扬府挑选、训练、管辖的人中征集士兵，使私家武装的性质彻底消失了。

隋文帝对府兵制度的改革，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的巨大作用，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军事本身。

创设国子寺

隋文帝即皇帝位后，非常重视振兴学校。为实现国家对各级学校的有效管理，隋文帝把原隶属太常寺的国学从太常中分离出来，命名为国子寺，作为国家教育部门的最高行政机构。开皇十三年（539年），国子寺改为国子学，大业三年（607年）又改名国子监，并且一直为后世所沿用。

国子寺从太常的隶属下分立出来，作为独立的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它标志着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专管教育的行政部门，设置了负责全国学校教育的最高长官，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

2-8国子寺

据《隋书·百官志下》的记载，国子寺设祭酒一人，为其最高长官，属官有主簿、录事各一人。除了传统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外，隋朝又创立了书学、算学和律学（律学属大理寺）等专科类的中央官学，形成了所谓“六学”系统。六学之中，各置博士教授，其中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各置博士1人、助教5人，书学、算学各置博士2人、助教2人。在学的学生人数，国子学140人，太学、四门学各360人，书学40人，算学80人。

据《北史·儒林传序》记载，隋文帝于即位之初，倡导文教，设国子寺，使“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然而，隋文帝晚年，又以“设学之理，多而不精”为由，废天下学校，只存国子学一所，则是有违于初衷的失误。

隋文帝创设国子寺，使之成为国家主管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在三学之外，首创书学、算学和律学，使之成为“六学”，则是隋文帝对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史的一大贡献，并为唐王朝所继承发展，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议正乐

隋文帝即位之初，沿用北周礼乐。然而，作为一代开国之君，隋文帝当然要有为新王朝服务的雅乐。开皇二年（582年），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言说：“礼崩乐坏，其来自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凭梁国旧事，考旧古典。”（《隋书·音乐志中》）

太常乐中“并用胡声”，这不能不引起隋文帝的重视，但颜之推“凭梁国旧事，考寻古典”的建议，却使隋文帝大为不满。他说：“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邪？”（同上）

于是，隋文帝命乐工齐树提检校乐府，改换声律，益不能通。不久，拄国、沛公郑译奏请文帝，“请更修正”。于是，隋文帝诏令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国子博士何妥等人“议正乐”。然而，因“沦谬既久，音律多乖，积年议不定。”隋文帝为此大怒道：

“我受天命七年，乐府犹歌前代功德邪？”

于是，又诏令“求知音之士，集尚书，参定音乐。”郑译参照龟兹音乐理论，并继承周代、汉代的传统音乐理论，主张采用七声音阶，并说服了主张采用五声音阶的苏夔，二人意见取得一致，其音乐理论亦得到众人的认可。然而，国子博士何妥，颇受文帝信任，他对郑译的理论进行非难，主张“用黄钟一宫，不假余律”，讨得文帝欢心，何妥亦受到赏赐。

开皇九年，平定南陈，获宋、齐旧乐。太常卿牛弘根据郑译的音乐理论，“又请依古五声六律，旋相为宫”，但隋文帝“犹忆妥言，注弘奏下，不许作旋宫之乐，但作黄钟一宫而已。”于是，牛弘及秘书丞姚察，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仪同三司刘臻、通直郎虞世基等人提出了“今以五引为五声，迎气所用者是也。余曲悉用宫声，不劳商、角、徵、羽……明知雅乐悉在宫调，已外徵、羽、角，自为谣俗之音耳。”（同上）隋文帝听从牛弘等人的上奏，“故隋代雅乐，惟奏黄钟一宫，郊庙飨用一调，迎气用五调。旧工更尽，其余声律，皆不复通。”

隋文帝赞成“雅乐悉在宫调”，其指导思想可见于他于开皇九年十二月甲子日所下达的诏书。

2-9隋朝时期出现的口笛

朕祗承天命，清荡万方，百王衰敝之后，兆庶浇浮之日，圣人遗训，扫地俱尽，制礼作乐，今也其时。朕情存古乐，深思雅道：郑、卫淫声，鱼龙杂戏，乐府之内，尽以徐之。今欲更调律吕，改张琴瑟。且妙术精微，非因教习，工人代掌。止传糟粕，不足达神明之德，论天地之和一区域之间，奇才异艺，天知神授，何代无哉！盖晦迹于非时，侯昌言于所好，宜可搜访。速以奏闻。庶祝一艺之能，共就九成之业。（《隋书·高祖纪》）正是在这道诏书下达之后，才诏令牛弘、许善心、姚察、虞世基等人’议定作乐“的。因此，牛弘等人不雩不迎合隋文帝的意句，以”雅乐惟奏黄钟一宫“。

开皇十四年三月，乐定。牛弘等人上奏：“臣等伏奉明诏，详意雅乐，博访知音，旁求儒彦，研校是非，定其去就，取为一代正乐，具在本司。”（《隋书·音乐志下》）与此同时，“并撰歌辞三十首，诏并令施用，见行者皆停之。其人间謇乐，流僻日久，弃其旧体者，并加禁约，务存其本。”（同上）开皇年间，议定正乐（即雅乐），至此告一段落。

开皇十四年（594年）四月乙丑目，隋文帝下达诏书：在昔圣人，作乐崇德，移风易俗，于斯为大。自晋氏播迁，兵戈不息。稚乐流散，年代已多，四方未一，无由辨正。赖上天鉴临明神降福。拯兹涂炭，安息苍生。天下大同，归于治理。遗文旧物，皆为国有。比命所司，总令研究，正乐雅声，详考已讫。宜即施用，见行停者。人间音乐，流僻日久。弃其旧体。竞造繁声，浮宕不归，遂以成俗。宜加禁约，务存其本。“（《隋书·高祖记》）这道诏书，阐述了隋文帝定雅乐的指导思想及其目的，是对隋初议正乐的总结。不难看出，隋文帝议正乐的目的，是为着通过”移风易俗“，来为推行他的轻徭薄赋、务求节俭、反对奢侈，从而为恢复国民经济、安定和富强国家的治国方针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