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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锐意改革建章 立制（第3页）

在伐陈中，杨俊因军功而使“高祖闻而大悦，下书奖励焉”。然而，后来杨俊“渐奢侈，违犯制度，出钱求息，民吏苦之”。隋文帝派使臣查问此事，与此案“相连坐者百余人”。但是，杨俊非但毫无改悔，反而变本加厉，“于是盛治宫室，穷极侈丽”，被隋文帝召回京师，因其奢侈而免官。左武卫将刘升劝谏说：“秦王非有他过，但费民物营廨舍而已，臣谓可容。”

“法律不可违犯。”文帝回答说。

刘升还是劝谏，文帝愤怒变色，刘升才不敢再谏。后来，上柱国、御史大夫杨素又进谏说：

“秦王的过错，不应受此处罚，愿陛下详察。”

“我是五个儿子的父亲，何不别制天子儿律？以周公之为人，尚诛管、蔡，我诚不及周远矣，安能亏法乎？”

隋文帝没有答应杨素的请求，到最后也没有更改对儿子的处罚决定。

又如大司徒王谊，本是隋文帝的同学，旧交颇深，又是佐命功臣，其子娶文帝第五女。后因犯法，“公卿奏谊大逆不道，罪当死。”隋文帝见王谊，怆然说道：

“朕与公旧为同学，甚相怜愍，将奈国法何？”（《隋书·王谊传》）隋文帝为此下诏说：

“谊，有魏之世，早豫人伦，朕共游庠序，遂相亲好。然性怀险薄，巫觋盈门，鬼言怪语，称神道圣……此而赦之，将或为乱，禁暴除恶，宜伏国刑。”

于是赐死于家。

2-4杨素

由于隋文帝对犯法官员的严加惩治，隋初官员贪污犯法的事情，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通过御史台这一监察机构来纠察官吏的失职违法行为，是隋文帝整顿吏治的又一内容。例如，李孝贞隋初任蒙州刺史，“吏民安之”。

后来不安心于政事，“每暇日，辄引宾客弦歌对酒，终日为欢。”（《隋书·李孝贞传》），不久，被任命内史侍郎，与内史李德林参典文翰。由于不称职，隋文帝发怒而谴责他，并敕令御史弹劾他的过失，将他调任金州刺史。

隋文帝还经常派御史持节巡察州县。据《隋书·柳或传》记载，柳或为官清正廉直，不畏权贵，令商贩叹服，杨素怀恨；又曾多次上书言事，被文帝所采纳。隋文帝令柳或持节巡察河北52州，柳或“奏免长吏赃污不称职者200余人，州县肃然，莫不震惧。”文帝嘉奖柳或，“赐绢布200匹，毡30领，拜仪同三司。”一年多过后，加员外散骑常侍。隋文帝仁寿初年，柳或又持节巡察太原19州，回到京师后文帝又赏赐给他绢布50匹。

隋文帝为整顿吏治在精简地方行政机构、表彰与赏赐良吏、严惩贪官污吏、加强御史弹劾并派御史巡察州县等方面所作出的一些努力，确实收到了实效，使隋初的官场风气和吏治较为清明，连同对中央官制的改革以及对官吏选用、考核和奖惩方面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这就为隋文帝所实行的其他改革、恢复和发展经济、统一南方和兴盛隋王朝，从组织路线上准备了必要的有利条件。

创建科举制度

自曹魏时陈群创九品官人之法，士族通过它把持了仕途。这种九品官人之法，是由大大小小的门阀士族任中央的大中正和各地的州中正，负担人才的选拔。他们按照士族的要求，将人才分为九等（九品），人仕做官者，均为门阀士族。九品中正制度，就是维护士族政治特权、垄断仕途的制度。这种制度下选官用人“惟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九品中正制的这种弊病，到南北朝后期，已经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被许多稍有眼光的政治家所抨击，也遭到庶族的激烈反对。九品中正制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在九品中正制实行的300余年中，庶族地主在士族门阀的排挤、压抑的夹缝之中，依然艰难地发展着，他们的经济实力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社会势力。庶族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强烈要求在政治上获得相应的地位。皇帝和中央政府面对这股日益壮大的社会势力，也不得不考虑在政治上给以出路。同时，皇权和士族在政治、经济上的矛盾和冲突也在发展。皇帝对于士族把持政权，垄断仕途并不甘心，而且强烈不满。不仅如此，在分配剥削农民劳动果实上，皇帝与士族也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冲突。削弱士族势力，成为皇帝与庶族的共同要求。在共同利益或者说反对共同敌人的推动下，王权与庶族联合，共同反对士族门阀就有了可能。于是皇帝便可以从改革选举制度着手，来给庶族打开入仕的大门，同时，又可以剥夺士族的特权，这样不仅打击了士族门阀，有利于加强王权，而且可以缓和庶族与中央、王权的矛盾，使他们拥戴王权。改革选举制度，到南北朝后期便提到了政治议事的日程上，隋文帝以政治家的敏感及时而正确的处理了这一政治课题。

2-5科举制

早在两魏、北周时期，选用官吏已不大注意门资，九品中正制已经动摇。隋文帝即位之后，趁势正式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度，他规定：每州每年贡士三人。这样，300余年来士族门阀的政治特权，他们把持垄断仕途的制度被取消了。隋文帝的这一改革，从政治上大大打击了士族门阀。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下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这是要求五品以上京官与地方长官，向中央推荐德才兼备的士人，然后由中央进行考核，安排做官。这进一步改革了选拔官员的制度，要求也更为明确了。向中央推举人才的已不是那些担任“中正”的士族门阀，而是隋王朝的官员，也就是五品以上的京官和各地方的长官。他们摆脱了土族的偏见，而以王朝的需要来考虑推举的人士。对于被推举人的标准，也不再是土族门阀把持仕途时，只注重出身门第，而是隋文帝要求的德与才，亦即“二科”：志行修谨，清平斡济。这样，入选的人，就不再由门阀土族所包揽了。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只要符合“二科”的要求，便有入选的可能。庶族地主人仕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他们以欣喜的心情支持给予他们入仕机会的隋文帝和拥护隋王朝。

到隋炀帝时“建进士科”，正式建立了通过考试选用官吏的制度，可以说，这是隋文帝以二科举人的发展，成为了最早的科举取士。此后，经过唐代的发展、完善，形成了科目齐备、制度健全的科举制度。

隋代开创的这个制度，整整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1300年。对于科举制度的产生，隋文帝创始之功不可没。

隋文帝从废九品中正、以二科举人开始隋代选举制度的改革，其意义十分重大。

首先，它沉重地打击了士族门阀，剥夺了他们垄断仕途、把持政权的政治特权，为进一步打击士族，使地主阶级中这一最腐败、最反动的阶层迅速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创造了条件。这是非同寻常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举措。

其次，从选举制度本身看，它是一个新的创造，是选举制度的伟大变革。在隋文帝改革的基础上出现了科举制度的雏形。这种制度，相对于九品中正制来说，要公平一些，通过考试来衡量人才，选拔人才。从此，科举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各项政治制度中极为重要的一

环，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各方面产生影响深远的重大制度。

第三，这一制度的出现，改变了封建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前途。最为得益的自然是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依仗自己的学识才能，通过考试，在相对公平的条件下，择优录用，步入仕途，参加政权，过问政事。他们政治上的欲望得到了满足，由此，他们更加忠于隋王朝，也就扩大了隋王朝的统治基础。至于一些平民百姓，尤其是农民子弟，力求糊口度日尚且难以应付，怎能有时间去攻读儒家经典，以求人仕呢？当然，也不排斥少数例外。士族门阀失去了垄断仕途的特权，他们的子弟，只有同庶族地主等一起在新的选举制度下竞争。比起在九品中正制度下，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人仕，自然要艰难多了。庶族地主有了入仕的机会，同中央王权的矛盾缓和了，他们与王权结合对付±族，进一步削弱和打击了士族势力，加速了士族的消亡。

最后，新的选举制度，可以更广泛地在地主阶级各阶层以至平民中选拔精干有用之才，相对于九品中正制来说，更多一些“任人唯贤”的味道，这有利于隋王朝以至后来的唐王朝，通过新的选举制度拔用人才，大大改善了官员的构成，有利于吏治的澄清。隋文帝对选举制度的改革，虽然还不完备，但其创始之功，是应予肯定的。

制定《开皇律》

北周刑政苛酷，尤其是宣帝时期，荒淫无度，又恶闻其过，对进谏者，采取诛杀之法。他增加武帝所制《刑书要制》的条文，使刑法更为峻苛。其法规定：“逃亡者皆死，而家口籍没”，“鞭杖皆百二十为度，名日天杖。其后又加至二百四十”，“又作僻磋车，以威妇人”。弄得“上下愁怨”、“内外离心”。杨坚辅政为相，便“行宽大之典，删略旧律，作《刑书要制》”。称帝建立隋朝的当年，隋文帝便命左仆射高颎、上柱国郑译、杨素、大理前少卿常明、刑部侍郎韩溶、礼部侍郎李谔、兼考功侍郎柳雄亮等更定新律。这年十月刑律制成，由隋文帝下令颁行。由于律令初行，百姓并不知犯禁，所以犯法者甚多，加上官员在北周苛政之后，仍把致人以罪为能。所以，隋文帝便“诏勒四方，敦理辞讼”。到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览阅刑部奏状，见断狱之数，一年达万条之多，认为律文还是太苛刻严密，便令苏威、牛弘等人“更定新律”，也就是对元年所修的隋律再行修订。这次修订，削除死罪81条，流罪154条，徙、杖等千余条。整个新律只有500条，分十二卷。即：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唐人认为这部刑律“刑纲简要，疏而不失”。隋文帝开皇年间所订的隋代刑律，史称《开皇律》。参加修律的还有通熟律法的裴政、李德林、赵芬等人。尤其是裴政，于修订隋律贡献最大，宽简刑律的许多条文，都出自裴政之手。

2-6隋朝宝刀

隋文帝颁律时指出：“帝王作法，沿革不同，取适于时，故有损益”。可见，《开皇律》是适合当时的刑律，对以往旧律有所革除。它是一部具有改革精神、富创造性和进步意义的刑律。

首先，革除酷刑。《开皇律》之刑名有五，即：死刑二，为绞、斩；流刑三，为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两千里；徒刑五，为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杖刑五，从六十至一百；笞刑五，从十至五十。隋代死刑，是绞与斩，而北周死刑有五：磬、绞、斩、枭、裂，北齐死刑为四：冁、枭、斩、绞。磬是缢杀；绞是勒死；斩是以刀砍杀；枭是处死后悬头示众；裂即冁，是用车分裂人体的严酷死刑。磬近于绞。枭、裂（冁）都是比较严酷的死刑。隋文帝认为“绞以致毙，斩则殊刑，除恶之体，于斯已极。枭首冁身，无所取”。所以，革除了这二种酷刑。北齐、北周均有鞭刑，多者鞭百，隋文帝认为“鞭之为用，残剥肤体，彻骨侵肌，酷均脔切”。所以，对此等酷刑也予以削除。

其次，刑律简明。汉代刑律，在刘邦人关之初曾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废除了“繁于秋萘”的秦法。但是，曾几何时，汉律条目就无限膨胀起来，以至于“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晋律进行简化，改订成20篇，620条。至北齐又增至949条，北周更增至1537条。隋文帝命大臣所修《开皇律》仅500条，为12卷，“自是刑纲简要，疏而不失”。这部简明的《开皇律》也就成为唐代修刑律的范本，其影响及于明清。

第三，刑罚较轻。刑罚轻，充分体现了《开皇律》的进步性。死刑定为绞、斩二种，革除了前代的酷刑。在连坐族刑方面，也较前代法律规定的夷三族、或夷五族，甚至夷九族，有较大减轻。在《开皇律》中规定“唯大逆、谋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这就是说，最严重的罪也只是诛灭二族，而且只限于“大逆”、“谋反逆”。又如流刑，北齐的流刑没有规定道路远近。北周则从2500里至4500里不等，均加鞭笞。《开皇律》大大减轻了，只有1000里至2000里。再如徒刑，历代有种种名称，像刑作，耐刑，年刑，居作，输将，鬼薪，城旦舂，白粲，司寇作，完刑等等，北齐时称刑罪或耐罪，《开皇律》采取北周的徒刑之名，而将北齐、北周徒刑刑期1-5年，改为1-3年，而且不再附加鞭、杖、笞。此外，《开皇律》还规定，拷讯囚犯时，禁止使用大棒、束杖、车辐、压踝、杖桄，常刑讯囚、拷杖不得超过200杖，杖之大小也有定式，行杖时不得易人、囚犯杻枷的式样、重量，《开皇律》也有统一规定，地方不得随意加大加重。这些都反映出《开皇律》的刑罚比前代减轻了，这是刑律进步的表现，这一切，对唐代以后的刑律影响极大。

《开皇律》自然是维护隋朝统治的法律，对于不利于封建秩序、不利隋朝廷的“十恶”，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臣、太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触犯者是一律从严惩治，不予赦免。对官员、皇亲国戚与贵族，又有减免刑罚的具体规定，如为官者犯法，可以据情以官抵罪，而亲、贵、贤、故、能、功、勤、宾等八种人，犯罪要经特别审议并享受减免刑罚的特权，称之为“八议”。

总之，《开皇律》相对于前代的刑律，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应当加以重视，它不仅可以减轻人民的痛苦，而且还使定刑治罪有一个划一的标准，有利于吏治的改善。《开皇律》对唐律的影响十分巨大，唐代修订刑律，基本参照了《开皇律》，也是分12卷，500条，而刑律名也完全一样。《开皇律》虽已佚失，但是隋代订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应予肯定的，而具有改革创新思想、指导修订《开皇律》的隋文帝，其功亦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