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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大度宽容赢得信任的攻心艺术（第4页）

“饶恕你什么？朋友。”大帝笑着说，“你没伤害我，我向你问路，你告诉了我，我还应该谢谢你呢！”

宽恕不仅是爱心的体现，而且是极高的做人境界，表面上看，它只是一种放弃报复的决定。这种观点似乎有些消极，但真正的宽恕却是一种需要巨大精神力量支持的积极行为。宽恕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做人品质，一种正确的做人自我意识的体现。一个人只有正确地认识自己，才会有宽恕的胸怀。做人宽恕得到的收益是人际关系的协调与和谐。

器量大者方能成大事

一个具备宽宥能力的人，也必然具有大胸襟、大器量，这样的人才更容易得到别人帮助，才更容易成功。

人的器量有大有小，有智有愚，命运也千差万别。比如家庭富裕的人，器量大就添财进福，器量小就招灾惹祸；地位高贵的人，器量大就受人拥戴，器量小就众叛亲离；聪明的人，器量大就事业有成，器量小就惹祸上身；愚蠢的人，器量大就身心安泰，器量小就祸在眉睫……

可以说，有器量就是智慧的一种表现。感情用事，常常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器量大一点，做一些合理的、适当的，理智的让步，必将有助于矛盾的消除和事情的解决。

十六国时期，前秦苻坚手下的重臣王猛曾率大军前去与前燕作战。开战前，徐成违背了军令，依法当斩。因徐成是邓羌的部下，所以邓羌出来说情，遭到王猛拒绝。邓羌一气之下反目为仇，要兴兵谋反，杀掉王猛。王猛问他为什么要谋反，邓羌说：“我们一起出来与前燕作战，有人在内部自相残杀，所以我要除掉这个奸贼。”王猛考虑到大敌当前，以大局为重，便容忍了邓羌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不仅赦免了徐成，而且为了团结邓羌，还故意说了些恭维他的话：“我并非真的要杀徐成，只是试试将军。将军对自己的部下如此讲义气，何况对国家呢!这样，我就不怕前燕的军队了。”

其后，战争进行到白热化的阶段，王猛要调动邓羌的军队前去应敌。在这关键时刻，邓羌却向他提出打败燕军后要让他出任司隶校尉的无理要求。王猛很为难，回答说：“这不是我可以决定得了的。”王猛说的是要情，可是邓羌竟然拉着自己的一派人按兵不动，并以此相要挟。王猛再次从全局出发容忍了邓羌，亲自向邓羌赔礼道歉，答应了他的无理要求。邓羌这才带着人马出战，一举歼灭了前燕的军队。

后人评论此事说：“邓羌请郡将以挠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无上也；临战豫求司隶，邀君也。有此三者，罪莫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长，若驯猛虎、驭悍马，以成大功。”这段评论非常中肯，深刻说明了王猛在关键时刻能够“容其所短”而“收其所长”。假如王猛只是就事论事，一怒之下杀了邓羌，当然在道理上讲也是站得住的，但是如果从全局利弊短长的角度来考虑，就不如“姑且容忍”更高明了。也正因如此，在大敌当前的严重时刻，王猛维护了自己内部的团结、统一，才顺利地完成了彻底消灭前燕、俘虏前燕君主慕容的大业。

“宰相肚里能撑船”，“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些都是告诫人们，非大器量、大胸怀者不能成大事。

居上位者特别需要宽宥的大器量，律法不外人情，但看你怎么解释：法外开恩常能为自己招来死忠之士。秦穆公的遭遇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春秋时代中叶，秦国与晋国在中原地区相互争霸。数十年间，双雄干戈不断，互有胜负。有一年，秦穆公和晋惠公各自亲率大军，在韩原地方交战。结果晋国打了败仗，惠公急忙弃了军士器械，仓皇逃命，却不料坐骑陷足于泥泞之中，不能行走。穆公及麾下将士见状，飞也似的追赶上去，想要擒掳惠公。可是还没追上，晋国的军队就重重地包围了过来，反而把秦穆公给困住了。晋军见机发动猛烈的攻势，并把秦军阻挡在外围，切断救援。眼看穆公就快被晋军击杀了，秦军却是一筹莫展。

就在生死存亡之际，秦国阵中冲出一小支队伍，向晋军直撞了过去。只见他们个个奋不顾身，拼死冲锋，终于把晋军的包围网突破了一个缺口，救出了穆公。其他秦军见机不可失，趁此如虹气势，乘胜追击，杀得晋国溃不成军，反而将晋惠公给俘虏了。

原来在开战之前，秦穆公有一匹很好的马逃脱，跑到岐山附近。当地居民不知道这匹马的来历，捕获之后，便将他煮食来吃。当时一起分享这匹好马的，一共有三百多人。负责马政的官吏追踪这匹好马的下落，发现是被岐山的居民吃掉的。于是把吃过马肉的三百多人全都捉了起来，送到朝廷，交付有司治罪。穆公知道这件事后，便说：“仁人君子，不可为了牲畜的事情，却杀害了人的性命。我曾经听说，吃了好马的肉，一定要饮酒，否则有伤身体。”便命人将他们放回，并各赐一瓶酒，赦免他们偷吃马的罪责。

这三百多人原以为会获罪受惩，没想到穆公竟不加追究，非但赦免了他们，还多加体恤，赐予美酒。众人无不喜出望外，感怀穆公恩德，当听说秦国要去攻打晋国的时候，便一同投身军旅，为国效命。后来在战场上，正遭逢公危急窘迫，生死一线的危急关头，三百多条好汉便奋勇突围，死力救驾，以报其赦罪之德。

没想到，正由于这三百多人的奋战，穆公捡回了一条命，也让秦国生擒了晋君，大获全胜。

我们无法去估算一次宽宥能带来多少回报，也无法预测对方会不会回报，但可以肯定的是，宽宥所带来的人际方面的正面效应比负面效应大，而这也是人类社会维持平衡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

善待别人的错误

宽容、原谅能赢得犯错者的感激，日后自然倾力相助。

谁都会有犯错的时候，当然这也包括我们的下属。面对下属的过失，由于职权上的关系，一般上司的反应总是怒气冲冲，非得把下属骂一个狗血喷头不可。然而严苛的批评是无益的。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我们所要批评的人，不论其是否有错，都将会执意强辩，自觉不自觉地采取防卫行动，为自己寻找合理的解释。而一旦批评直接伤害了对方的自尊，他就会开始反击，这样就更不可能反躬自省、承认错误了。

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满脸怒气，要杀为他养马的人，旁人没有一个敢替养马人说话的。这时，长孙皇后走过来，她见皇上的脸色不好，知道又有了不愉快的事，于是柔声问道：“皇上在为什么事生气呢?”

李世民告诉她说：“我的那匹最心爱的马好端端的突然死去，一定是养马人不负责任，让马吃了什么东西。你知道这匹马跟着我南征北伐，立下赫赫战功。现在无病而死，叫我怎么不伤心呢?因此，我一定要杀死这个养马人，看谁以后还敢不负责任!”

长孙皇后很不满意李世民的做法，想说几句好话救下养马人，可是握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上正在气头上，恐怕帮不了这个忙了。她突然想起历史上发生过类似的事，不妨讲给皇上听听，也许能让他回心转意。

“陛下，你听说过齐景公杀养马人的故事吗?”长孙皇后的第一句话就把李世民的注意力拉过来了，他饶有兴趣地听着皇后说下去：“齐景公的一匹马死了，要杀养马人。有个叫晏婴的臣子站出来说，养马人有三条罪状。齐景公催着晏婴快说哪三条，晏婴说，“第一条罪，养马人失职，没有养好马而被杀；第二条罪，养马人使国君因马死而杀人，全国的老百姓知道了，必然会埋怨国君把马看得比人还重要，这会损害国君的声誉；第三条罪，诸侯知道了这个消息，必然会看不起齐国，降低齐国的威信。’齐景公一听，杀一个养马人会带来那么多的麻烦事，那不杀就是了。”

李世民听到这里，知道皇后是在借说故事批评自己，想想也确有道理，于是改变了主意，释放了那个养马人，仍让他为自己养马。

自此以后，养马人更尽心尽职喂马，再没有发生过差错。

罗斯福总统曾经表示，每当他碰上一些头痛的问题时，他很少向他手下负责的人发难，他总是往椅背上一靠，然后抬头看一看堂前高悬的林肯总统画像，设想林肯总统会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给别人留有余地

凡事都不能把别人往死里逼，要给人留有余地，这是人的一种豁达，也是一种生存的大智慧。

人生一世，千万不要使自己的思维和言行沿着某一固定的方向发展，直到极端，而应在发展过程中冷静地认识、判断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以便能有足够的回旋余地来采取机动的应对措施。

宋朝时，有一位精通《易经》的大哲学家邵康节，与当时的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是表兄弟，和苏东坡也有往来。但二程和苏东坡一向不和。

在邵康节病重的时候，二程兄弟在病榻前照顾。这时外面有人来探病，程氏兄弟问明来的人是苏东坡后，就吩咐下去，不要让苏东坡进采。

躺在床上的邵康节，此时已经不能再说话了，他就举起双手，比成一个缺口的样子。程氏兄弟有点纳闷，不明白他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

不久，邵康节喘过一口气来，说：“把眼前的路留宽一点儿，好让后来的人走。”说完，他就咽气了。

邵康节的话很有道理，因为事物是复杂多变的，任何人都不能凭着自己的主观臆断，来判定事情的最终结果。人的一生，更是浮沉不定，常常难以自料。

留余地，其实包含两方面的意思，给别人留余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要把别人推向绝路，不可逼人于死地，否则对方会作出极端的反抗，对彼此都没有好处。另一方面，给自己留余地，让自己行不至绝处，言不至于极端，有进有退，以便以后可以机动灵活地处理事务，解决复杂多变的问题。

不给别人留余地，就等于伸手打别人耳光的同时，也在打自己的耳光。人生就是这样，不让别人为难，就是不让自己为难，让别人活得轻松，就是让自己活得自在，这就是留余地的妙处。给别人留有余地，他一定会感激你，协助你，这也就等于给了自己一次成功的机会。要培养自己的这种美德，切记以下“四绝”：权力不可使绝；金钱不可用绝；言语不可说绝；事情不可做绝。

而一位作家则对于如何做到得饶人处且饶人，进行了详细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