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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大师谈人生六 修身之道2（第2页）

孔子说：“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意思是：那种没智慧、没修养的人，难道能同他共事吗？他没有得到的时候，生怕得不到；他得到后，又害怕失去。假如害怕失去，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了。

孔子把患得患失的人说得很可怕：无所不用其极。生活中确实有这种人，为了一己之私，什么卑鄙下流的手段都用得出来。但这种人通常成不了气候，即使侥幸做成大事，也不能持久，后果往往很悲惨。

但有一个人似乎例外，那就是《三国演义》里的曹操。他误杀吕伯奢的家人并虐杀吕伯奢本人后，竟然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一个人为了一己得失，不惜与天下人为敌，可他却做成了大事业，结局也不坏。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是罗贯中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不是历史的真逻辑。据《三国志》记载，曹操当时说的是：“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这个“人”字，是“他”的意思，主要针对吕伯奢而言，打击范围小多了。何况，即使曹操真的有“宁负天下人”的想法，他也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还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兴利除害的事，当他的马踏麦田时，还“割发代首”以自罚，并没有无视他人利益的举动。当他诚心聘请弥衡时，弥衡竟脱掉裤子骂他，搞得他下不了台，明显有负于他，他没有因此杀掉弥衡。可见偶尔“人负我”，他也是能容忍的。

所以，曹操的例子，并不能说明患得患失而无所不用其极者能有好结果。

但是，患得患失的人也不都像孔子所说的那样会无所不用其极。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些患得患失的毛病，绝大多数人不会采用不正当手段，这种毛病的直接伤害对象往往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为什么呢？这种毛病使我们该下决断时迟疑不定，因而错过机会；使我们做事时因紧张不安而出现不该有的失误，遭致意外的失败。

兵法说：“三军之灾，起于狐疑。”既担心这个，又担心那个，进攻怕敌人抄了后路，防守怕敌人断了粮路，后退又怕中了埋伏，既想这样，又想那样，迟疑不定，即使能打赢的仗也会打成败仗的。

在生活中也是这样，很多事情之所以失败，并不是能力不足、条件不够、机遇不好，而是患得患失，以至心态失常、行动走样，正常的能力发挥不出来。

有一个故事：夏朝的后羿，是天下闻名的神箭手——这个后羿不是神话中射掉九个太阳的人，而是一个诸侯国的国君。他有一身百步穿杨的好本领，无论立射、跪射、骑射，百发百中，从不失手。

夏王听说他的名声后，想一睹神技，就把他召来，命人在御花园立起一个兽皮箭靶，靶心约一寸见方，然后说：“请先生展示一下精湛的本领。为了使这次表演不至于因为没有彩头而沉闷乏味，我来给你定个赏罚规则：如果射中，我就赏赐给你黄金万两；如果射不中，就要削减你一千户封地。现在请先生开始吧！”

后羿听后，面色顿时变得凝重起来。他慢慢取出一支箭，搭上弓弦，摆好姿势，谨慎地瞄准起来。如果是平时，他信手一箭，也能射中靶心，可是，想到这一箭射出，要么得到黄金万两，要么失去千户封地，关系何等重大，心情顿时紧张起来，拉弓的手也微微发抖。他瞄了很久，几次想把箭射出去，又收回来，继续瞄准。后来终于下定决心，松开了弦，箭应声而出，却射在离靶心足有几寸远的地方。如是者数箭，竟没有一箭射中靶心。

后羿无奈，满面羞愧地收拾起弓箭，勉强赔笑着向夏王告辞，悻悻地离开了王宫。对这一结果，夏王既感失望，又心存疑惑，就问手下：“听说此人箭技通神，发必中的，今天看来，也平常得很，难道是浪得虚名？”

一位大臣解释说：“后羿平日射箭，因为没有赌注的压力，心情放松，水平自然可以正常发挥。可是今天他射箭的成绩直接关系到他的切身利益，叫他怎能静下心来呢？看来一个人只有真正把得失置之度外，才能成为当之无愧的神箭手啊！”

后羿不是常人，他在得失面前也难免发挥失常，何况一般人呢？要想避免患得患失的危害，就要努力培养平常心，使自己达到“八风吹不动”的佛家境界，或者达到兵家“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境界，就能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了。韩国围棋天才李昌镐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无论多么重要的对局，他都能保持一颗平常心，好像没有什么事能扰乱他的心神一样，因而被誉为“石佛”。有此定力，难怪他成为世界围棋第一人。

如何保持平常心呢？首先要“知性”，搞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其次要“知命”，搞清自己到底能得到什么。要“知性”，就要考问自己的心灵，逼它做出最诚实的回答。有的人对自己的某些想法感到羞愧，不想为难自己，就无法“知性”了。要“知命”，除了对自己的才干与成长潜力作尽可能准确的评估外，还要洒脱一点，把得到的都看成“命”中应该享有的，把得不到的都看成“命”中无福消受的，如此，就不会患得患失了。

美德智慧不分家

董仲舒说：莫违于仁，莫急于智。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则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辩慧獧给，则迷而乘良马也。

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他把美德和智慧视为一体，有美德即有智慧，没有美德即没有智慧。中国儒家是将美德和智慧分开来讨论的，但认为两者相辅相成，却以美德为先。在这方面，东西方的智者有一定差异。

我个人认为，还是苏格拉底的观点比较先进，且易于操作，可作为一个简易的判断标准。因为一个人具备美德，往往是因为他深知美德对自己的好处，这不是有智慧吗？一个人不具备美德，往往是不完全清楚缺德对自身可能带来的坏处，这不是没有智慧吗？由于把自身利害计算在里，就给人真实可信的感觉。儒家分出仁、义、礼、智、信，看似更清晰，由于概念太多，反而容易搞乱观念，让人无所适从。而且儒家提倡以仁义为先，将自身利害放在末位，这就给人傻得可爱的感觉，甚至遭到质疑：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当然，这只是题外话。

董仲舒认为：“莫违于仁，莫急于智。”也就是说，不要跟仁相背离，不要强用智能。

那么，什么是仁呢？先儒通常就事论事，认为这是仁，这不是仁。董仲舒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为了方便，下面将他的话直接翻译成白话，而不引用原文：诚恳地爱护别人，恭敬和睦而不争斗，喜好并诚心遵从社会道德，没有伤害别人的心理，没有忌恨别人的心态，没有嫉妒别人的情绪，没有怨天尤为的习惯，没有阴险狡诈的想法，没有邪恶乖僻的行为。这样的人心情舒畅，心态平和，欲望有节制，行事公平，行为正当，所以他能轻松愉快地生活。这样的德行，就叫做仁。

如果不仁，会有什么危害呢？董仲舒认为：没有仁爱而有勇力才能，就像疯子拿着锐利的武器；没有智慧而口齿伶俐，就像瞎子骑着日行千里的好马。因为没有仁爱、没有智慧却有才能的人，会运用他的才能去助长自己邪僻不正的思想，去帮助他邪恶乖僻的行为，正足以加大他的错误，加重他的罪恶。他的狡辩足以掩盖过失，他的口才足以欺诈别人，他的巧慧足以迷惑愚人，他的花言巧语足以遮蔽错误，他的顽固足以破坏法纪，他的固执足以拒绝劝谏，这样的人不是没有才能，而是他运用不当，走上了邪路。

那么，什么是智呢？董仲舒认为，“先言而后当”，就是智慧。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蚤，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言之而无敢哗，立之而不可废，取之而不可舍，前后不相悖，终始有类，思之而有复，及之而不可厌，其言寡而足，约而喻，简而达，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损，其动中伦，其言当务，如是者，谓之智。”这段话翻译过来，意思是：智者对祸福有远见，能预先知道利害，事物萌芽时就知道它日后的变化，事物兴盛时就知道它的归宿，看见开始就知道结果。所以，他指出的道路，没有人敢反对；他立下的规章，没有人能废止；他提倡的事情，没有人能舍弃。他做事前后不相矛盾，有始有终。人们都信赖他、追随他，愿意跟他接近而没有人讨厌他。他说话少而到位，语言精练，言简意赅，不可增一字，不可减一字。总之，他举止合乎规范，他说话恰到好处，这就叫智慧。

需要注意，董仲舒所谓“言之而无敢哗，立之而不可废，取之而不可舍”，并不是用权势堵住别人的嘴、绑住别人的手、拴住别人的脚，让人不敢反对、不敢废止、不敢舍弃，而是因为，他指明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立下的规章是合理的，他提倡的事情是对大家有益的，人们不想反对、不想废止、不想舍弃。按他说的去做，明明对自己大有好处，为什么要按相反的方式去做呢？

智慧的人，确如董仲舒所说，能远见祸福、预知兴亡，他们提出的方法、倡议的事情，也能让大家乐从。即使人们当初对他所言所行不理解，日后也必会为其远见卓识所折服。

李沆字文靖，宋真宗时任宰相。他的同僚好友王旦任参知政事。当时正值西北边境战事吃紧，往往到了很晚才能吃饭，王旦长叹：“唉！我们这些人，怎样才能遇到天下太平、优游无事的时候啊！”

李沆说：“稍有忧虑辛苦，才可让人心生警惕。假使哪天四方无事，朝廷里未必不会生出事来。”

后来，宋朝与契丹讲和了，王旦问李沆：“何如？”

李沆说：“议和当然是好事。但一旦边疆无事，恐怕皇上又会渐渐生出奢侈之心。”

王旦不以为然。

李沆为了防微杜渐，每天收集一些水旱灾害、强盗、乱贼以及忤逆不孝的事禀奏皇上，皇上听了，抑郁不乐。王旦认为不值得拿这些琐碎的小事去烦扰皇上。李沆则说：“皇上年少，应该让他知道各方面的艰难，具有忧患意识。不然，他血气方刚，不是成天迷恋美女娱乐，就是大兴土木，征召军队，建祠立庙。我老了，看不到这一天了，而这些正是你参政之后的忧虑啊！”

李沆死后，宋真宗看到与契丹讲和了，西夏也对宋称臣了，果然在泰山封岱祠，在汾水建宗庙，大肆营造宫殿，搜集研究已废弃了的典籍，没有闲暇之日。

王旦亲眼看见王若钦、丁谓等奸臣的所作所为，想进言劝谏，而自己却已经陷进去了；想离开朝廷，而念及皇上对他的厚爱，不便辞官。此时，王旦才认识到李沆的先见之明，感叹道：“李文靖真是一位圣人啊！”

李沆能在太平无事时洞察祸乱的苗头，堪称智者。

董仲舒所说的仁，主要是指心灵的高尚；他所说的智慧，却包含了仁或者说美德在内。但他没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直接将美德与智慧合一。实际上这两种东西是可以合一的，而且很多人就是以此经营高品位的人生。三国时的刘备即是其一。

在东汉末年的群雄纷争中，曹操行霸术，推崇权力，强调法术，好用机变。刘备知道，曹操是自己争夺天下最大的对手，而曹操具备的条件是他不具备的，因此，他采用相反的方式，行仁权之术，以广结人心。他曾庞统说：“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

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如何赢得人心，这是取得事业成功的关键。在攻心的方式上，曹操多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而刘备“每与操反”，仁以怀之，德以报之，信以用之。他“携民渡江”，荆襄军民感其德，愿誓死相随；他“摔阿斗”、“遣众将”，使众将死心塌地为之效力；他“三顾茅庐”，使诸葛亮感其心诚，愿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即使夺人之国，他首先考虑的还是“人心”，反对庞统的“杀其主夺其国”之策，趁拒张鲁之机，“厚树恩德，以收笼众心”，待民心安稳才起兵夺蜀，沿途不扰民，优待俘虏，极得人心。

在用人上，曹操重实绩而轻美德，他在向天下广招人才，公然说，只要有才能，哪怕品德很差、名声很坏，他也来者不拒。所以，曹操阵营中虽良智良才之人众多，而奸诈之辈也不少。如司马懿虽为一时之俊杰，他又不愧为曹操的门生，其奸诈擅权之术不在曹操之下，曹氏天下终究为司马氏所取代，而且还把曹氏集团的大部分人都杀了。魏将钟会、邓艾在灭蜀之后，也是多怀异心，钟会首先叛变，继而两败俱伤，可见曹操是自食其果。

刘备用人也“每与操反”，要求德才兼备。他还通过自身的行为来唤起部下忠诚的信念。蜀汉虽人才相对较少，却几乎没有人真正叛逃，更没有被篡权的危机，在这一点上，刘备要比曹操成功。

刘备“每与操反”，不仅是智谋，也因为对仁义道德的伦理规范比较认同，想用“仁德”来拯救天下。刘备虽出身于贵族家庭，但从小便沦落在社会的下层，与其母以织席贩鞋为生，深知民间疾苦。他少年时便立下志向：“欲伸大义于天下。”在那个惟利是图的年代，美德已经是一种珍稀物品，刘备始终坚持以仁德为准则行事，就好比垄断了紧缺资源，很快就名扬天下，贤士豪杰争相附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