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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七章 奥斯曼人的危机（第2页）

早在1708年，时任齐国驻奥斯曼帝国参谋军团负责人的张昭训，曾经向帝国中央政府提出过一项关于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中建立外国士兵军官团的计划，但毫无结果。1715年，齐国建议，帝国派遣更多的军事留学生前往汉洲进行学习和深造，以切实掌握先进的军事理念和作战方法。

大维齐易卜拉欣上任后，立即将上述曾被前任大维齐否决的建议提到了议事日程，并很快付诸实施，先后有四批共计三百多名优秀青年军官乘船前往汉洲。同时，在帝国的军队中，有更多的齐国专业军人任职部队主官，而不再仅仅作为一名普通的随军参谋。

一些曾经留学汉洲的军官就齐国军队，以及有关这些部队的训练、组织、纪律、作战方式和军事法律等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明确指出，齐国军队的优越性在于他们训练有素，军纪严明，并且掌握了更为先进的武器，所以奥斯曼帝国军队应该全面向他们学习，这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和重要手段。

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在易卜拉欣主政期间，所获得的一项非军事性重大的改革成果，要算是印刷术的采纳。

人所共知，早在8世纪中叶，真神教徒就已将中国的造纸术欣然接受，并通过丝绸之路将其传人西方，促进了真神教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发展，但对于同人类文明进步紧密相关的印刷术却嗤之以鼻，一直拒之门外。

他们认为印刷真神教书籍有损于其神圣性。因此，长期以来，尽管没有任何可信的宗教铭文作为依据，但禁止印刷术的使用仍然成为了真神教国家的一个传统。

这个时期，不论是东方大陆，还是欧洲西方国家，印刷业已经相当发达，而奥斯曼帝国的一切文件和书籍还要全靠人工来抄写，其速度之慢，效率之低，是显而易见的，这与时代发展的要求极不相宜。

为了改变这一落后状况，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决定采用齐国先进的印刷术，但鉴于帝国境内宗教保守分子和抄书手们的强烈反对，被迫对印刷术的应用范围作了许多严格的限定。例如由帝国真神教教长阿布杜拉发布的通令规定，使用印刷术的范围是，只准人们印刷真神教以外的其他各种科目的突厥文书籍。

1722年6月，素丹下令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创办了第一家使用突厥文的印刷所，在齐国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出版突厥文的各种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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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此时印刷术的采用在奥斯曼帝国是有条件的，但它标志着奥斯曼帝国通过改革在社会文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尤其是印刷术一经采用，对促进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显示出了它的极大的优越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对促进奥斯曼帝国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在向东方学习与交流的过程中，齐国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和杜会生活也有着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奥斯曼帝国上流社会的人士开始热衷于饮用茶叶，欣赏东方戏剧歌舞表演。

对于游历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齐国学者，争相邀请，与之进行广泛的交流和讨论，他们甚至还醉心于东方的山水泼墨画和东方风格的建筑。修建东方风格的公园，使用东方样式的家具，模仿东方的室内装饰等，一时便成了帝国宫廷圈子内的一种另类时尚。

连素丹穆罕默德三世本人也在他的宫廷门外盖了一座一望就可知是东方古典式宫殿。为了更多了解东方和学习东方，这一时期帝国的许多重要官员都被作为使臣派往汉洲，受命对齐国的文化、制度、科学和技术进行考察，看看有什么宝贵的东西可供奥斯曼人借鉴之用。

他们回国后，都用近乎赞许好奇而惊讶的口吻，汇报了齐国的科学研究、工业生产，甚至繁荣的市井文化的情况。

奥斯曼帝国在贝尔格莱德之役后，属于相对的和平时期，那些具有现代性的军事和社会改革的尝试，在齐国的影响和那些被聘请的齐国人的帮助下，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和社会生活带来了一些生气。

但是，去年奥地利人突然撕毁了双方之间签订的合约，悍然发动对帝国的入侵，使得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被打断了。

就在帝国调集更多的军力前往瓦拉几亚地区，与奥地利人展开武装对峙之际，伊斯坦布尔依然处于歌舞升平的状态，素丹穆罕默德三世正在为大萨拉基里奥宫里即将举行的春季庆典（即郁金香庆典）而忙碌着，大维齐易卜拉欣正在思量着哪些官员进贡的礼物太少，而将其无情地汰换，城里的耶尼切里军团（奥斯曼近卫军）士兵在下职后，勾肩搭背地相携去某个地下酒馆疯狂发泄。

而这浮华背后，却隐藏着深沉的危机，一个巨大的阴谋也在酝酿和发酵。无数的人开始躁动，开始厌倦这令人不安的变革，也在开始试图改变这一切。

夜幕下，一名年轻的耶尼切里军官站在齐国军事参谋团驻地的大门外徘徊良久，内心处于激烈地挣扎当中。最终咬了咬牙，神情毅然地走进大门，寻到齐国参谋团负责人。

“耶尼切里军团正在酝酿发动一场政变，他们要杀死大维齐，废黜素丹陛下。”

那名耶尼切里军官手里捧着一杯热茶，抬头看着在座的数名齐国军官，面色惶然地说道。

——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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