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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章 我就是民愤（第4页）

问：“对不起，但区别在哪里？”

答：“西方人不是妖魔鬼怪，西方叙事逻辑却没有一种适应华夏国情。”

问：“比如呢？”

答：“比如那些小丑要求的言论自由。”

问：“你很讨厌难防系？”

答：“不止讨厌，是厌恶。”

问：“你是第一个提出来‘难防系’概念的人，其实我觉得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很称职，你为什么会对他们如此反感？”

答：“他们想要的自由，我们给不了，也不应该给。”

问：“因为方同辉？”

答：“因为每一个方同辉。”

问：“你觉得他们想要的自由过了线，那你能接受什么程度的自由？或者说你想要的自由是什么样的？”

答：“我想要毁灭他们自由的自由。”

问：“可你不是法官，也不是国王，你不能毁灭任何人，想都不应该想。”

答：“很好，我们任何人都不应该拥有超过限度的自由，现在我愿意接受这一点，您能说服他们也接受吗？”

问：“我不能，但是恕我直言，我真的不觉得要求言论自由是非常过分的事情。”

答：“他们的口号是‘让每一个人都有开口讲话的权利’，您认同吗？”

问：“我认同。难道你不同意？”

答：“我也认同，宪法第35条早已规定了我们拥有这样的自由，但是问题在更深层次：我们都知道让每一个人拥有完全平等的话语权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推选出一些人来行使替大家讲话的权力，全世界都是这样，一层层的往上推，最终实行精英管理。

但是这些难防系媒体人的话语权是推选出来的吗？不是，是靠煽动傻哔窃取来的。

谁来保证他们的立场？没有人能保证。

给他们发工资的是难防报业，给他们发奖金的是各种各样的利益关联方，给他们发表彰的是导致了苏联解体的同一批国外组织。

所以您看，他们用谣言取悦蠢逼，撒谎煽动情绪，通过自我矮化来制造西方叙事强于华夏哲学的幻谬，企图实现全盘西化的‘自由之救赎’，自胡适起，至阎烈山而未终，百多年来一直如此。

然而百多年来，从未有任何一个华夏知识分子通过政治实践、文化实践、历史实践来证明自由主义能够救中国，他们就只是叫，一成不改。

事实上，是什么人用什么思想救了中国，一目了然，我这种高中生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么他们凭什么拥有那种程度的自由？

干活的时候没有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一上来就要夹走最肥的肉，然后还要指指点点的说你这么做不对，下回听我的，红烧肉里不能放太多酱油，要放我们米国爹发明的鸡精，那个鲜。

吃完碗里的还要再去锅里夹，撒泼打赖的喊着：嗳嗳，再给一块儿，我是公共知识分子，文化人，得让我先吃够！

假如您是做饭的厨子，您能像现在的体制一样容忍他们如此上蹿下跳逼逼叨叨吗？

反正我忍不了，我没做饭，吃的是现成的，所以我想维护做饭的人，不叫他们寒了心。”

逄伟：“我沉默了许久，导致采访中断了很长时间，我想不出接下来的问题该怎么继续下去，于是有点没话找话。”

问：“你怎么懂得那么多？”

答：“我厌蠢，别人蠢我很讨厌，我自己蠢，更是不可原谅。”

问：“所以你觉得那些公知是？”

答：“不蠢但坏，软弱而又典型的社会转型期没卵知识分子，为中国新青年提供错误认知的正确样本，以及，于我个人而言，非常好玩的玩具。”

问：“玩具？你实在太……真的，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怕激起民愤吗？”

“民愤？”

方星河轻蔑地笑了笑，扬起剑眉。

“我就是民愤。”

这是采访的最后一句。

只不过逄伟又在后面附上了编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