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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韬光养晦保存实力的生存艺术2（第3页）

政治斗争如此，商界如此，甚至，在我们平时的工作、做人的各方面都是如此。

有一年，在比利时某画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美国画商看中了印度人带来的三幅画，标价为250美元，画商不愿出此价钱，于是唇枪舌剑，谁也不肯放松，谈判进入了僵局。那位印度人恼火了，怒气冲冲地当着美国人的面把其中一幅画烧了。美国人看到这么好的画烧了，当然感到十分可惜。他问印度人剩下的两幅画愿卖多少钱，回答还是250美元。美国画商见对方毫不松口，又拒绝了这个价格，这位印度人把心一横，又烧掉了其中一幅画。美国画商只好乞求他千万别再烧这最后一幅。当他再次询问这位印度人愿卖多少钱时，卖者说道：“最后一幅画能与三幅画是一样的价钱吗?”结果，这位印度人手中的最后一幅画竟以600美元的价格拍板成交。

当时，其他的画的价格都在100美元到150美元之间，而印度人这幅画却能卖得如此之高，原因何在?首先，他烧掉两幅画以吸引那位美国人，便是采用了“以退为进”的战略，因为他“有恃无恐”，他知道自己出售的三幅画都是出自名家之手。烧掉了两幅，剩下了最后一幅画，正是“物以稀为贵”。这位印度人还了解到这个美国人有个习惯，喜欢收藏古董名画，只要他爱上这幅画，是不肯轻易放弃的，宁肯出高价也要收买珍藏。聪明的印度人施展这招果然很灵，一笔成功的生意唾手而得。

在商谈中，卖方很想出售自己的商品，而买方则会提出种种借口，以图达到最高利益，此时，以退为进的战略便会大奏奇效。

当然，要想成功地采用“以退为进”的策略，必须有一定的后盾的，把握好分寸。“不打无准备之仗”，心中没有十分的把握而轻易使用此计，难免弄巧成拙。如果那位印度人不了解美国人喜爱古董的习惯，不能肯定他一定会买下那最后一幅画而去烧掉前两幅，如果最后美国人没有买那幅画，印度人可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追悔莫及。

你退一步，按照你所掌握的对方的心理，对方愿意采取令你满意的行动，你的“以退为进”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在与人交往的时候，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妨让自己的头脑灵活些，欲擒故纵、以退为进都常常会取得出人意料的良好效果。

隐藏起自己的锋芒

锋芒是把双刃剑，既可伤人，又会伤已，有智慧的人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显露锋芒，什么时候应该隐藏锋芒避免伤己。

锋芒本意是指刀剑的尖端，就像人们显露出来的才干。人若无锋芒，就像立不起的藤蔓，提不起的豆腐，在社会上是难以立足的，然而。锋芒又是把双刃剑，既可伤人，又会伤已，因此显露锋芒还应小心谨慎。低调的人很会把握崭露锋芒的度，知道适时的将锋芒隐藏起来，以免伤身。以此来看，藏锋之法也是人不得不懂的处世智慧。掌握藏身大法是为了求得很高的安全系数，古往今来，在无数个白天黑夜，在无数次黯然神伤的时候，有多少明白人都萌生退路，常有两种形式：一是有武功的退居江湖，二是有公职的选择看似合情合理的“退休”，都试图把自己藏起来，让别人不知去向。实际上，这不是高招，真正的高招是：位居前方，依然有藏身之术。这就要求做到“藏心”。曾国藩就是这样，尽管自己站在第一线，但始终能把一颗饱经风霜的心置放在安全袋里，做到“藏心即藏身”的秘诀，而藏心的秘诀在于“避免碰撞，绕道迂回”。

屈是为了伸，藏心本是蓄志。不屈不以伸展，不藏心志从何来?曾国藩的“藏心”表现在他与君与僚属的共事上，这种藏锋来自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认，来自一种儒释道文化的综合。

一般谈曾国藩的思想往往只谈他所受到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作为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研究过的人，曾国藩对道家文化也情有所钟，尤其是在他晚年。他终身都喜读《老子》，对受道家文化影响很深的苏轼钦佩不已，而且周敦颐和朱熹也是儒道兼通的人物。在政治上，曾国藩是一个儒家；在军事上，曾国藩又是一个道家。

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做到“凡规划天下事，久无不验”。他能总揽全局，抓住要害，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水平，以至“天子亦屡诏公规划全势”（李鸿章语）。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慧眼识英才，看得准识得透，大凡他所举荐的人，“皆能不负所知”，李鸿章对此格外佩服，称他“知人之鉴，并世无伦”。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使他以文人身份站在行伍之间，在全军覆没之时，稳住军心，东山再起。

曾国藩认为，人单有志不行，还要修炼自己，蓄势而发。此间最重要的是戒傲气、少言实干。他在写给九弟的信中说：

自古以来讲凶德致败的道理大约有两条，一是长傲，二是多言。丹朱不肖，曰傲、曰嚣讼，就是多言。历代公卿，败家丧命，也多是因为这两条。我一生非常固执，很高傲，虽不多言，但笔下却近乎嚣讼。安静下来自我反省，我所以处处不顺，其根源也是这两条……我在军中多年，怎么会没有一点可取呢?就是因为“傲”字，百无一成。所以我谆谆教导各位兄弟引以为戒。

曾国藩藏锋的典型事例很多，同治三年天京攻破，红旗报捷，他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即有谦让之意，尤其是裁撤湘军，留存淮军，意义极为明显。不裁湘军，恐权高震主，危及身家，如裁淮军，手中不操锋刃，则任人宰割，因此他叫李鸿章按淮军不动，从自己处开刀。曾国藩到达天京以后，七月初四日“定议裁撤湘勇”，在七月初七的奏折中，向清朝廷表示，“臣统军太多，即拨裁撤三四万人，以节靡费”。从当时的材料来看，曾国藩裁撤湘军的表面原因是湘军已成“强弩之末，锐气全消”，而时人却认为这完全是借口，实为避锋芒。时人王定安就说过：“曾国藩廉退，以大功不易居，力言湘军暮气不可复用，主用淮军。以后倚淮军以平捻。然国藩之言，以避权势，保令名。其后左宗棠、刘锦棠平定关外回寇，威西域，席宝田征苗定黔中，王德榜与法朗西（法兰西）战越南，皆用湘军，暮气之说，庸足为定论乎?吾故日，国藩之暮气，谦也。”

当时曾国藩所统湘军约计十二万余人，但左系湘军进入浙江以后，已成独立状态，早在攻陷天京以前，江忠义、席保田两军一万人已调至江西，归沈葆桢统辖，鲍超、周宽世两军二万余人赴援江西以后，随即也成为沈葆桢的麾下人马，剩下的便只有曾国荃统率的五万人，而这些人也正是清政府最为担心的。于是曾国藩从这五万人开始进行裁撤。

曾国藩留张诗曰等一万余人防守江宁，十五万人由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率领，至皖南北作为巡防军队。裁撒了助功天京的萧庆衍部（李续宜旧部）近万人和韦俊的二千五百余人。但实际上，曾国荃的嫡系部队基本被保留下来。同治四年正月，又裁撤了八营。五月，曾国藩奉命北上山东剿捻，当时江宁未撤防军还有十六营八千人，但只有张诗曰一营愿随曾国藩北上，其余都不愿北上，于是曾国藩又裁撤了其余的七千五百人。之后，又陆续裁撤了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三军。此时，曾国藩能够调动的部队只剩下张诗曰一营和刘松山老湘营六千人。

在裁撤湘军的同时，他还奏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此时，曾国荃在攻陷天京的所作所为，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清政府对他也最为担心，唯恐他登高一呼，从者云集，所以既想让他早离军营而又不让其赴浙江巡抚任。无奈，曾国藩只好以其病情严重，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很快清政府便批准了曾国藩所奏，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慰藉。而曾国荃却大惑不解，愤愤不平溢于言表，甚而在众人面前大放厥词以发泄其不平，致使曾国藩十分难堪。曾国藩回忆说：

三年秋，吾进此城行署之日，会弟甫解浙抚任，不平见于辞色。时会者盈庭，吾直无地置面目。

所以，曾国藩只好劝慰他，以开其心窍。

弟何必郁郁!从古有大劳者，不过本身一爵耳，吾弟于国事家事，可谓有志必成，有谋必就，何郁郁之有?

在曾国荃41岁生日那天，曾国藩还特意为他创作了七绝十二首以示祝寿。曾国藩的至诚话语，感动得曾国荃热泪盈眶，据说当读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时，竟然放声恸哭，以宣泄心中的抑郁之气。随后，曾国荃返回家乡，但怨气难消，以致大病一场。从此，辞谢一切所任，直至同治五年春，清政府命其任湖北巡抚，他才前往上任。

早在裁湘军前，曾国藩写信给李鸿章说：

惟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

曾国藩书中之意极深，只有李鸿章才能理解他的苦衷：朝廷疑忌握兵权的湘淮将领，舆论推波助澜，欲杀之而后快，如湘淮并裁，断无还手之力，若留淮裁湘，则对清廷可能采取的“功高震主者杀”起到强大的牵制作用。李鸿章既窥见清廷的用心，又理解了曾国藩的真实意图，因而决定投双方之所好，坐收渔人之利。他深知在专制制度下“兵制尤关天下大计”，淮军兴衰关乎个人宦海浮沉。他致函曾国藩表示支持裁湘留淮的决策，说尸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终始”，淮军“改隶别部，难收速效”，“唯师门若有征调，威信足以依恃，敬俟卓裁”。由于曾、李达成默契，所以裁湘留淮便成定局。

曾国藩藏锋的“龙蛇伸屈之道”，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实现价值的生存之道。实际上藏锋露拙与锋芒毕露，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方式。锋芒指人显露在外表的才干。有才干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

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当。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适时地隐藏起自己的锋芒，保持低调才是智者的所作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