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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第3页）

互联网还集成了大众智慧，用户可以参与设计、参与创新、参与传播、参与内容创造，用户对于物流、菜品的评价实际上是在参与管理。互联网基于个体发端了“众”经济，众包、众筹、众创、众挖，既是社会的新结构、商业的新格局，又是生活的新方式、经济的新范式。WIKI（一种超文本系统）、开源，这些没有互联网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众，既是大众，又是小众、个体；既是自己、伙伴，又是外部世界；既是标准，又是个性；既是集中，又是民主。

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大众创业。让用户、伙伴参与的深度、密度，往往与品牌、口碑直接相关。互联网让你找到了无数的股东、合伙人和你一起创业，一起打造一种品牌，联合构建一种服务。互联网让“众”成为一个很火的词，而且经久不衰。每一个个体都能参与到他们希望的环节，沉浸于他们希望的场景。腾讯就用“WE”来表达这样一种认知。未来游戏肯定会有更多的交互性，像小说、电影一样，玩家可以影响进程。

（四）尊重人性。

人性，即人类天然具备的基本精神属性。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基本人性的映射。《孟子·告子上》曰：“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简单讲，人性即人的本性，如对于胜利的渴望，对尊重的重视，对与人相处的要求，对新鲜的好奇。当然，懒、追求惬意随性也是人性的一部分。

人性的光辉是推动科技进步、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的最根本的力量。尊重人性是互联网最本质的文化。互联网除却冷冰冰的技术性，其力量之强大最根本地也来源于对人性的最大限度的尊重、对用户体验的敬畏、对人的创造性的重视。例如UGC（用户生成内容）、卷入式营销、分享经济，都是透视人性、尊重人性的产物。

人性即体验，人性即敬畏，人性即驱动，人性即方向，人性即市场，人性即需求，人性即合作。人性是连接的最小单元、最佳协议、最后逻辑；人性化是连接的归宿，是融合的起点，是存在的理由。小到一次互动，大到一个平台，都要基于人性思考、开发、设计、运营、创新和改进。

人性是检验的标尺，人性是关系的核心。重视人性、尊崇人性的机构，可以为服务增值。君不见，海底捞、外婆家为什么每天有那么多人排队，等一个小时也无悔？传统的行业、过去的服务谈转型、讲升级，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不要忘记初心-基于人性！

（5）开放生态。

依靠创新、创意、创新驱动，同时要跨界融合、做协同，就一定要优化生态。对企业、行业应优化内部生态，并和外部生态做好对接，形成生态的融合性。更重要的是我们创新的生态，如技术和金融结合的生态，产业和研发进行连接的生态等等。

“风起于青萍之末，止于草莽之间。”好的生态激活创造性，放大创造力，孕育创意，促进转化，带来社会价值创新；坏的环境、阻碍的规制、欠缺的生态则会扼杀创新于襁褓。

未来的商业是无边界的世界。在这个重要前提下，衡量企业跨界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开放性、生态性够不够。假如颠覆性创新在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里进行，那么创新则很难实现。不能以开放的心态去对自己所做的跨界战略进行深刻的洞察，自然无法思考和设计新的商业模式。

马云曾经坦率地说过，阿里巴巴不愿做一个“帝国”，而更希望打造一个生态系统。但是，阿里近两年却做了很多莫名其妙自我封闭的事情，比如切断与其他连接器数据的关联，使得连接性大打折扣，直接影响用户体验。这些遭人诟病的行为，在证明一个朴素的真理：在开放的互联网环境里做一些孤立化的动作，无疑给自己挖了一道与世隔绝的鸿沟。

只有开放才能融合，实际上这也是跨界思维的核心之一。因为在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里，跨界才能找到一些和外界其他要素之间的共通点。当然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去寻找跨界合作的规则。未来的跨界，一定要把企业的内部生态圈延伸出去，和外部的生态系统进行协同、交互、融合，跨界的力量才能有效地推动创新。

（6）连接一切。

理解“互联网+”，一定要把握它和“连接”之间的关系。跨界需要连接，融合需要连接，创新需要连接。连接是一种对话方式、一种存在形态，没有连接就没有“互联网+”；连接的方式、效果、质量、机制决定了连接的广度、深度与持续性。

连接是有层次的，可连接性是有差异的，连接的价值是相差很大的，但是连接一切是“互联网+”的目标。从连接的层次看，可以概括为三个“tion”：connection（连接），interaction（交互），relationship（关系）。三层次的连接方式、连接内容与连接质量都不相同。第一层“连接”很多机构和服务都可以做到，比如App超市、某一个游戏、某一档节目等，短时期可以聚来很大的流量。第二层“交互”很关键，它承上启下，没有交互，就很难分流、导流，建立信任和依赖。研究者汪小帆认为，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社会物理学，那就是“交互”。最后一层是“关系”，是连接的目的、创新的驱动、商业的核心，沉淀下信任性关系是连接的归宿，是商业的阶段性目标，是社会价值创新的基础。

连接一切有一些基本要素，包括技术（如互联网技术，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等等）、场景、参与者（人、物、机构、平台、行业、系统）、协议与交互、信任等。这里，信任作为一个要素很多人未必理解或认同，但它的确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互联网让信息不对称降低，连接节点的可替代性提高，只有信任是选择节点或连接器的最好判别因素，信任让“+”成立，让连接的其他要素与信息不会阻塞、迟滞，让某些节点不会被屏蔽。

欲在“互联网+”中如鱼得水，积淀信任性关系变得非常重要。那些忘记责任、生态、开放和分享的人、机构、平台，必然难塑信任。有信任，别人才愿意通过你来进行连接，或者愿意连接你，所以，失去信任几乎就相当于“失连”，未来企业的生死、成长快与慢、发展是否持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任”的含金量。人也是情同此理。因此，“互联网+”会形成一种倒逼，让诚信、信任重建，这是人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好证据。

在“互联网+”背景下，过去谈的入口、门户就是指的节点，所谓船票就是指的连接器！单一的入口即便流量惊人，如果不能变成存量，不能进行导流、分流，个性化匹配，其本身价值也有限并难以持久。

四、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互联网是人类智慧的结晶，20世纪的重大科技发明，当代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互联网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生活和信息传播的变革。由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与许多国家不同，互联网在中国生根发芽并成长起来，必然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我国的国情是，国家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当前社会问题较为突出，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的水平较为滞后。

所以，互联网的作用不仅体现在能够帮助人们获知信息方面，还体现在表达和聚合民意方面。但是，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在我国的分布并不均衡，我国城市居民上网和农村居民上网的比例为7：3。除城乡差别之外，地域差别也较为明显，从拥有互联网资源的情况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互联网的普及率也就越高。

一、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水平有待提高。

从亚洲乃至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的互联网发展程度虽然已经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但并不是很高，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可以得知，我国的互联网普及速度较快，但是中老年人和农村人口上网比率低的情况一直没有改观，互联网使用存在年龄段差异、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

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速度迅猛，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和国际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国网民规模的扩大得益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网民规模的增长也推动中国互联网网络价值的提升，随着网民规模的快速增长，网络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倍增。在网民增多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目前我国仅仅是引入互联网的技术，很少有技术创新，尤其在核心技术方面，如我们所使用的上网设备和操作系统，多是国外制造的。互联网及其域名“www”的核心技术创新并没有我国的参与。互联网发展的30多年间，出现了3000多个技术标准文档，我国科技界仅参与了一个技术标准文档的制定。域名发展也有10多年，出现了46个技术标准，我国没有参与任何一个。这些情况都说明：我国的互联网发展需要普及，技术水平也亟待提高。否则，我国在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地位就会被边缘化，成为互联网技术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积极主动的创造者。

二、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需要规范化。

在互联网逐步普及并日渐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今天，网络产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与此同时，互联网产业所涉及的版权保护问题也日益凸显。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信息拥有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格局，引发了版权拥有者与网络技术产业之间的激烈冲突。在互联网环境下，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网络文学和搜索引擎等网络产物的蓬勃发展给版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说，这是互联网在越来越深入社会各个角落时所面临的一个瓶颈问题。现在普遍认为，如果版权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那么互联网产业发展就会减速。

由于我国的互联网使用者习惯了“免费的午餐”，找到各种各样的破解办法成为面对收费应用时的首选策略。针对苹果系列产品的“越狱”便是一个典型例子。网络电视和网络文学也是当前存在较大版权争议的两个领域。由于中国互联网推行“免费文化”多年，如果视频网站推行收费的电视剧节目，将导致网民无法适应。但是购买电视剧需要支付大量版权费用，因此只能以广告等其他形式来补偿这一部分的支出，由此又会造成网络视频体验效果的下降。

互联网上大量的文学和学术作品版权也没有受到很好的保护。由此可见，互联网的发展存在规范化、法制化等大量管理问题和漏洞。短期来看，这样的状况适应了网络初期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但是，长远来看，它为互联网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需要立法者、互联网管理者、网民等多方努力，才能逐步完善互联网的规范建设。

三、互联网推动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并引发群体性运动。

当前中国的问题是，公民缺乏与政府的对话渠道。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应用普及和网民政治意识的增强，网络空间中诞生了一种新的政治现象--网络政治参与。所谓网络政治参与，简单地理解，可以认为是普通公民在网络环境中通过合法途径影响政府决策或公共管理的活动。实现网络政治参与的方式呈现多样化态势，诸如网络选举、网络信访、网络听证、网络舆论、网络监督等。因为具有易实现、成本小、影响大、互动性强的特点，目前，网络政治参与越来越受到上至领导人下至普通民众的关注和重视。如今，网络政治参与业已成为党和政府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倾听民声、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也是普通民众进行社会监督、权益维护和意愿表达的有效途径。但网络政治参与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发展的过程中凸显出一系列问题。其中，有网民在参与过程中合法性、代表性、秩序性和理性等方面的不足，也有政府在引导和使用过程中反应能力弱、引导不规范、体制不完善、平台技术滞后等方面的缺点。所以，有必要积极研究如何促使网络政治参与能够更加规范化地发展。拓展有利于政治参与的电子政务平台是一个有效、合法的渠道。与此相联系的是，互联网所引发的群体性运动已经成为互联网推动政治改革的一大亮点。互联网社区具有现实社会中的召集人员、煽动情绪、披露事件细节等功用，能够引发公众对现实的不满，然而，如果公众对事件的了解只能从网上获得，而官方渠道并没有及时给予披露，那么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引发就在所难免。由于互联网的时效性较短、冲击性较大，对于问题的解决一般都很及时，但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和放置，事件的轰动性和关注度会大幅度降低，问题也会慢慢被忽略。解决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要从源头下手，处理好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通过多种渠道及时向人民群众公布事件处理的进展，让一切都运行在大众可见的视角下。

四、互联网与中国文化既融合又分裂。

互联网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它对日常生活和生产的渗透。中国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兼容性，互联网的一些特性经由中国文化的熏陶，也成为我们日常所遵循的文化准则。现代文明的发展建立在马克斯‘韦伯（Maxweber）所说的理性化基础之上。互联网借助科学技术手段深入每一个使用者的日常活动中，这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一个表现。我国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思想愈加理性，互联网的普遍使用便是理性法则的彰显。现代社会的另一大特征是强调高速和效率，市场经济下效率优先的原则得到了普遍认同，而互联网的传播速度优势是其他媒体和传播工作所不能匹敌的。“在信息技术领域中，速度就是一切。”这种对速度的强调说明互联网成了加速中国前进的利器，除了普通百姓利用互联网提升了工作效率和节奏之外，一些产业的兴起也大大得益于互联网的效率和速度优势。一些传统领域的商品也能够找到与互联网的契合点，通过网络宣传和销售自己的产品。对于文化和价值领域来说，互联网不仅把现实社会中的思想形态带入其中，经过互联网的熏陶和发酵，新的文化形态也会在网络中产生并迅速传播，被人们口耳相传，甚至主流媒体和官方话语也会从其中汲取一定的养分。互联网作为媒介已经在信息资讯、营销推广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在电子商务迅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的企业已经充分认识到互联网的商业价值，开始加大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方面的投入力度，这表明互联网已经从媒体资讯平台逐渐上升为企业的经营管理和销售平台。互联网的产品和技术也逐渐朝企业应用方面发展，以便更深入地与企业的运作相结合。可以预见，互联网的发展及应用将朝着企业化、行业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着力于为企业解决问题，满足企业发展需要，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互联网的发展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吻合。首先，互联网以其独特的模式一直走在现代文明的前端，体现出一些后现代的因素，为开拓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做了探索性和创造性的工作。

一些新兴艺术和流行要素最先在互联网上生根发芽，并逐渐扩展到现实生活中。

网络兼容并蓄的特性使得它成为创新的平台和发出新声音的渠道。其次，互联网世界更加强调自主性，主体的自由选择成为深受网民欢迎的网络属性。这与现实社会中的群体压力和集体主义有些相悖。最后，我们都知道，在互联网世界中的一些虚拟成就并不能完全带到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情况是，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拥有较大的权力和较高的声望，其在网络世界中的影响力才可能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