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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互联网时代的民主政治建设（第2页）

在一定程度上，网络舆情和社会突发事件就是一对“孪生子”。因此，要治理网络舆情，必须找准引发舆情的根源，从而采取措施进行有效治理。其次要果断处置舆情风潮。网络舆情治理，本质上就是危机管理。因此，当网络舆情逐渐在虚拟空间蔓延之时，必须在第一时间果断出手，表明态度，赢得网民信任，掌握舆情治理的主动权。最后要灵活应对舆情问题。网络舆情的背后往往站立的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鲜活个体。因此，治理网络舆情的核心要求，就是要学会如何与这些人打交道。通过建立平等、公开、透明的对话机制，无疑应该成为一种比较理智的选择。总之，信息网络时代舆情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冲击，要求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着力培育和提升执政党的网络舆情引导能力。

（一）掌握舆情社会成因，主动开展心理疏导。

冲突社会学的研究表明，社会冲突的根源在于利益冲突，利益冲突反映到心理上就是心理冲突，心理冲突反映到行动上就形成社会冲突。利益一矛盾一冲突是社会心理冲突的发生机制。而这种发生机制之所以能够形成并发生作用，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冲突的存在和发酵。从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情况来看，改革在普遍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诱发了社会成员越来越高的社会期望，并且期望程度和现实生活水平之间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差距，这是社会冲突乃至社会动荡发生的重要社会心理因素。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参与各方因实际利益、假想利益或精神利益受损又无法通过现实正常的合法、合理、合情的渠道获得解决，从而产生精神受辱、人格被贬、利益被侵和需要受阻等心理，经长期积累，在适当的社会诱因下很容易引发冲突行为，并通过网络的力量而不断被放大。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传播技术，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

广泛运用促使了一种新的群体意识的形成。“群众势力开始不断壮大，首先是因为某些观念的传播，使它们慢慢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然后是个人逐渐结为社团，致力于一些理论观念的实现。正是通过结社，群体掌握了一些同他们的利益相关的观念--即便这些利益并不特别正当，却有着十分明确的界限--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仔细分析以“网络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网络舆情事件便可发现，参与各方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种社会心理特征：

从众心理。从众，俗称“随大流”，指团体成员由于受到团体压力等因素的影响而存在知觉、判断、信仰或行为上与多数人趋于一致的现象。“当个人们聚焦到一起时，一个群体就诞生了。他们混杂、融合、聚变，获得一种共有的、窒息自我的本性。他们屈从于集体的意志，抵制自己的意志。这种压力是真正的威胁，许多人有被淹没的感觉。”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公众心理，大多属于一种盲目从众，即盲从。盲从是指不问是非地附和别

人，在群体性事件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是公众在群体事件影响下的一种非理性的心理反应。“长时间融入群体行动的个人，不久就会发现--或是因为在群体发挥催眠影响的作用下，或是出于一些我们无从知道的原因--它非常类似于被催眠的人在催眠师的操纵下进入的迷幻状态。”由于群体事件中各种信息真假掺杂，公众无法做出正确判断，容易受群体行为的和情绪的影响，往往会不假思索就盲目跟从附和多数人的意见。在许多网络群体性事件中，部分公众就是出于看热闹的原因而参与进来的。

同情心理。同情是一种不期望报答、出于自觉自愿的助人行为，是人类固有的一种内存心理活动。一般来说，当弱势群体遭遇强势群体的时候，对弱者的同情与支持是社会心理中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突出特点在于，由于实施帮助的人认定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是为弱者鸣不平的仗义执言，所以在心理与行为上就表现出浓厚的道德特征，即心理上的优越感、行为上的正当性。可以说，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对弱者的同情是参与各方彰显正义的道义旗帜。以邓玉娇案为例，其之所以能够吸引网络的关注，并通过网络的放大形成社会焦点，就是因为包括网民在内的社会公众将对弱者的同情之心、怜悯之心和寻求公正的社会愿望寄托在一介弱女子的身上。

搭便车心理。奥尔森在其名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提出了“搭便车理论”。他认为，公共物品一旦存在，每个社会成员不管是否对这一物品的产生做过贡献，都能享受这一物品所带来的好处。公共物品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当一群理性的人聚在一起想为获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时，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想让别人去为达到该目标而努力，而自己则坐享其成。“搭便车理论”对我们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部分个体心理的启发意义就在于，部分人群之所以能够参与进集体行动中来，其实是对集体行为与政府反应的一次博弈行为。如果集体行为能够引起政府重视，并获得政府对相关问题的解决，那么，个体的利益就有可能获得解决；如果集体行为造成一定的社会后果，导致政府的强硬反应，那么，参与个体也会因法不责众的心理和旁观的角色意识来淡化自身的行为后果，避免给自身利益带来损害。

这种群体心理，勒庞也明确指出：“即使仅从数量上考虑，形成群体的个人也会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使他敢于发泄出自本能的欲望；而在独自一人时，他是必须对这些欲望加以克制的。他很难约束自己不产生这样的念头：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在当前我国发生的一些网络群体性事件中，正是这种“搭便车心理”导致部分群众主动参与进群体冲突事件中来。

泄愤心理。即通过一些极端方式宣泄自身对他人或社会的不满。它其实是一种挫折攻击行为的表现。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人们无法适应社会发展带来的新变化，无法接受新事物，无法与变化了的社会环境相协调时，就会产生挫折感，甚至产生恐惧感和破坏欲。如果社会没有提供合理、畅通的消解渠道，这种挫折感就会以不理智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参与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个体因自身遭遇挫折而又得不到公权力的救助，积怨越来越深，一旦遇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很容易将个体心理冲突行为化。而且，相对于大部分参与群体来说，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也成为刺激心理冲突行为化的推进剂。“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的个人不可能所有的情绪和行动。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

可见，“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各参与群体的心理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心理表达，而是一个包括各类型特征的心理集群。在这一心理集群中，可以分为正性、中性和负性三个层面的心理状况：同情心理构成了参与群体心理结构的核心位置，它赋予了心理行为选择的道义特征，是一种正性心理状况；从众心理和搭便车心理是构成群体行为规模化、类集团性的普遍心理原因，它具有两极化发展的中性心理特征--随着事件发展的情势变化，从众心理和搭便车心理有可能向同情心理发展，又可能向负性方面发展；泄愤心理在参与群体的心理集群中只是极小一部分人的心理状况，但其破坏力却是最大的，往往也是造成群体事件恶性发展的主要因素。网络空间领域的形成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活动主体与利益诉求的多元性，对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因此，通过重塑党和政府的意见表达能力，无疑可以成为网络社会治理的新思路、新途径。

（二）整合舆情治理力量，形成全党参与格局。

网络舆情具有生成触发点多、参与力量多元、影响波及面广的特征。治理网络舆情，不能仅仅依靠宣传思想工作部门，而应建立适应网络社会治理的新观念、新方法，形成执政党、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组织以及民众的总体治理新格局。习近平总叔纪明确指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仅靠宣传思想部门是不够的，必须全党动手。全党动手，必须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到：

一是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把宣传思想工作切实抓起来。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不断提高领导宣传思想工作能力和水平。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阅看本地区本部门主要媒体的内容，带头把住本地区本部门媒体的导向，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对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有关党委要迅速分析、表明立场，特别是对那些侵犯群众利益、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判断清楚了要迅速拿出态度，一定不要护着掩着，要表明坚决反对的态度。

二是经济、教育、科技、政法以及其他承担社会管理能够的各部门，要加强同宣传思想工作部门的沟通和配合，自觉支持宣传思想路线工作。斯大林指出：“经济胜利本身，它的巩固和持久，完完全全取决于党的组织工作和党的政治工作的胜利，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经济胜利就会是建筑在沙滩上的东西。”因此，要切实加强各职能部门的政治意识，在各自分管的职能工作范围之内，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具体来说，一方面，要通过党委制和党组制、分口管理制、双重管理制等组织形式，实现对社会的全面覆盖和舆论引导；另一方面，通过党和政府一单位一个人这一垂直链条实现对社会乃至个体的组织吸纳和思想影响。单位作为国家权威和党的权威的双重代表，把归附于多种组织的个人重新吸纳到新的政治体系之中，提供一种新型的政治生活，以至于“脱离了单位，中国人几乎找不到人生和工作的依托，个人的生命历程与事业开拓都与单位紧密相联。……以致于人们不是依照学历、知识、能力甚至阶层作为衡量社会差异的指标，而是以工作单位的不同作为最终的衡量指标”。单位与家庭共同构成个人寻求安身立命的最重要的两大场所。在社会生活中，单位并不仅仅是一种体制性的产物，更是中国人感情投放与价值实现的依托。因此，通过党的组织系统和行政组织系统，切实发挥经济、教育、科技、政法以及其他能够承担社会管理的各部门的思想舆论引导功能。

三是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要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参与宣传思想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太平党对旧有的社会组织进行了重新选择和整合。通过成立一系列覆盖社会各方面的群众性组织，中国太平党调整和确立了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地位，从而将组织控制进一步延伸到社会各个行业。

“中国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是中国太平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先进青年、各族各界妇女、科学技术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作家、归国华侨和侨眷的群众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因此，要切实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作用，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宣传思想工作。

四是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注重同思想界、理论界、知识界等方面建立良好沟通关系。当前，知识分子队伍规模不断扩大、构成复杂多元，自我意识、个体意识强化，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交织。对广大知识分子，重要的是团结，同时要加强引导，特别是要加强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使更多知识分子参与实际工作，激励他们自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聪明才智。

宣传思想部门要加强同知识分子的联系，及时向他们通报中央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判断和工作大政方针，及时听取他们的意见，最大限度把他们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特别是要关注那些具有特殊性的知识分子，下功夫做好网络意见领袖、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演员等群体的工作。宣传思想部门必须学会与网络意见领袖打交道、交朋友，引导他们肩负起社会责任感。

总之，树立网络舆情治理的大宣传工作理念，就是要求在涉及大是大非的政治原则问题上，不仅宣传思想部门要发声，党委要发声，而且各个方面都要发声！要发出统一的明确信号，形成一呼百应的态势。正如习近平总叔纪指出的那样，我们上上下下有那么多党和政府组织，有那么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有8500多万名党员，有8900多万名团员，只要组织好，就一定能取得优势。

（三）培养网络意见领袖，积极影响议题设置。

应该承认，在以“网络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网络舆情危机面前，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积极探索应对舆情的方法途径，舆情危机的管理能力得到提升，实践中取得了积极成效。2016年上半年，互联网舆情生态风云变幻，资本力量、新平台崛起以及网络治理建设成为左右舆情格局的重要动因。资本、营销、媒体加速合流，试图扭转舆论颓势，占领话语高地，是需要重点防范的舆论动向；贴吧论坛活跃度继续趋冷，微博仍然是热点持续发酵的主要信源，但大V沉寂、用户转场、功能转型或成为改变微博走向的转折点；高粘性的专业类社区平台、泛娱乐化的网络直播互动媒体加速扩张，有望成为互联网的新信源；政务媒体逐渐成熟，羽翼渐丰，面对重大舆情危机，密集发布、妥善处理，借“议程设置”及时控制事态发展，舆论处置能力得到认可，但部分官方机构仍未转变“鸵鸟式”的舆论应对姿态，依然是阻碍政民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掣肘。随着互联网环境渐趋开放透明，舆论场的自净功能将继续发挥作用，消弭“沉默的螺旋”效应，互联网舆论生态正在逐渐走向清朗。

（四）坚持信息公开原则，及时正面加以引导。

网络信息传播的特点决定了舆情发展具有相当的难控性。与传统媒介相比，网络媒介“一人一媒体”的特点决定了信息传播的散点式分布。

每个关注事件发生的人都有可能成为信息传播主体。传统媒介那种可以有效控制信息源的方法已经无法适应网络世界的形势需要。网络舆情的信息源头实际上已经不可控制。同时，网络本身就具有放大功能和扭曲功能。

一则有代表性的帖子或博文，如果得到网民的认同并引起共鸣，就会通过反复转贴和跟帖而不断被放大或扭曲，形成一边倒的舆论意见而产生雪崩式的效果。另外，舆情之所以难控，其原因还在于舆情表达所关涉的相应组织的缺位也是重要原因。事实上，分析诸多网络舆情风潮，事件的起因往往就是由第一时间之内的角色缺位造成的。因此，在网络舆情发生的第一时间，网络党组织应该积极追踪舆情发展趋势，主动与相关部门进行协调，整合各方信息资源，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以澄清谣言，杜绝不实信息的传播。

（五）加强依法治网原则，着力规范网络行为

从互联网管理的内在特质来看，其之所以能够成为迅速发展并日益显示出其作为信息时代的社会基础，就在于其技术的开放性和非垄断性。互联网通过通讯协议和域名分配，初步构成了信息时代的物理基础，并日益覆盖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互联网，就没有未来，这并不是一句危言耸听的恐吓之话。对于每一个矢志发展的政府来说，自我隔绝于互联网之外，无疑是自我孤立于世界发展浪潮之外的“闭关锁国”。但是，早在1948年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在《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中就指出：“大众媒介是一种为善服务，也可是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而总的来说，如果不加以适当控制，它为恶服务的可能性则更大。”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大众媒介，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往往具有极强的颠覆性。因此，必须在遵循互联网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强化网络的法规治理，努力做到：

一是提倡自律，积极培育网络文明。网络行为的自律并非仅仅依靠个人的道德修养来约束自身行为，而是指在政府的指导下，由执法者、企业和用户三方协调管理，在基本法律框架之下，倚重网络行业的自律进行管理。如，加拿大政府授权对网络舆论信息实行“自我规制”，将负面的网络舆论信息分为两类：非法信息与攻击性信息。前者以法律为依据，按法律来制裁；后者则依赖用户与行业的自律来解决，同时辅以自律性道德规范与网络知识教育，并取得了较好的管理效果。总体来说，大多数发达国家在运用公权力直接介入网络内容管制方面仍比较谨慎，主要采取尊重网络使用者的“网络内容分级制度”与“业务自律规范”的柔性政策。就我国互联网管理的现状而言，就是要加强三个方面建设：一是要加强网上舆论阵地建设，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大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二是要加快实施网络文化建设工程，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瑰宝和当代文化精品网络传播；三是要进一步推进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净化网络环境，积极开展丰富多彩、富有网络特色的网络文化活动。

二是法为根本，着力规范网络行为。通过制订各项法律规定，不断规范网络行为。世界各国纷纷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作为网络管理的基本依据。德国制定了世界上首部规范网络管理的法律《多媒体法》，而后又制定了《电信服务法》、《数据保护法》等。英国的《反恐怖主义法案》在世界上首次给电子恐怖主义定性。美国是网络发源地，也是网络最为发达的国家，制定了具有多达130多部法律法规的网络法律体系，主要包括：《联邦计算机系统保护法》、《计算机欺诈与滥用法》、《计算机安全法》、《电子通信秘密法》等。“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的网络监管力度大幅强化，陆续出台，《爱国者法》、《联邦信息安全管理法》、《国土安全法》等。俄罗斯强调互联网自由要以道德和法律为基础，重视完善互联网领域的法律法规，制定《俄联邦信息、信息化和信息网络保护法》、《俄联邦大众传媒法》等法律法规，形成多层级信息安全法律体系。瑞典有《电子通告板责任法》，韩国有《电子传播商务法》，新加坡有《互联网管理法》，等等。此外，各国还普遍根据网络的特点对现有法律体系进行修改，以适应网络犯罪不断上升的新趋势。从中国国务院发布第一个网络法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开始，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相继制定并颁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等等。特别是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信息产业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首次明确：“任何组织不得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和外资经营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与境内外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和外资经营的企业进行涉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业务的合作，应当报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进行安全评估。”因此，通过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思想教育等手段，对那些恶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的言论，一切报刊图书、讲台论坛、会议会场、电影电视、广播电台、舞台剧场等都不能为之提供空间，一切数字报刊、移动电视、手机媒体、手机短信、微信、博客、播客、微博、论坛等新兴媒体都不能为之提供方便，逐步形成依法监督、行业自律、社会监督、规范有序的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积极引导广大网民的思想和行为，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三、互联网时代的反腐新平台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网络时代的到来，一种新的反腐形式也应运而生，这就是网络反腐。从网络反腐问世之日起，就在反腐败的斗争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发挥了其他反腐手段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无处不在的互联网络，正在逐步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反腐格局。

（一）互联网已成为惩治腐败的“杀手锏”。

反腐倡廉建设是新时期党建工作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一项战略性任务。所谓网络反腐，顾名思义，就是借助网络媒介和平台所进行的反腐行为。网络反腐是相对于传统的制度反腐而言的，是反腐行动与互联网的结合。

网络反腐是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与传统的反腐形式相比，网络反腐具有独特的技术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了网络反腐的效力。网络反腐信息传播速度快、受众广泛、舆论影响力强，是传统的制度反腐所难以比拟的。网络反腐的匿名性、开放性、广泛参与性及舆论压力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反腐的不足。

网络反腐是互联网时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新形式。通过互联网平台，许多看似普通的事件，都可能成为网民评头论足的焦点。网络反腐容易制造社会轰动效应，能够产生巨大的舆论影响力，进而引起行政机关的重视，推动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