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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6章 西学东渐的开端（第2页）

而现在要盘点的徐光启，可是一位实打实的高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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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明朝的内阁制他不是很了解，但明朝废除了宰相制之后，六部的直系上级部门就是内阁，而徐光启则是内阁的次辅，这和他家的门下省宰相杜如晦的职权有何区别？

一个既有政治智慧，又有实干才能的官员，他会是明朝的又一位如张居正般的千古人物吗？

李二表示自己很期待。

大明

“呼！”朱标松了一口气，天幕上的后人对于西方国度赶超了华夏很是介意，不止一次的提过。

现在看来，徐光启写的这本书还是为他大明最后争了一点面子的，不至于让后人从大明开始骂。

“关外那群女真鞑子懂得治国？”朱元璋很是不屑道：“蒙古人好歹还征战万里，见多识广。”

“那群女真人就是些捕鱼的，纵然做了天下，小民成了帝王就会有帝王气息了吗？”

“当真是毁我文明！”

清朝

乾隆气的牙痒痒。“这天幕是何意思？我大清怎么会有如此不堪呢？《四库全书》明明就是古往今来天下第一书！”

“《农政全书》不过东林党人那群亡国之臣写的农书罢了，纵然有些本事在里面，又怎么和我大清内容之广历朝之最的《四库全书》对比！”

【而此书被封禁的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主修的徐光启是明朝内阁高官，参与编修的如陈子龙等都是明朝对清的主战派，他们为明军击杀早期清军立下了不少背后的辛劳。

所以，纵然《农政全书》是当时全世界范围内最先进的一部科学范本，而清政府依然选择了将其进行销毁禁传。

明清时期，中国和朝鲜一直保持着藩属关系。李朝政府为普及农业生产知识和方法，积极译介中国农书，其中就包括《农政全书》。

李朝实学家朴趾源针对中国农书提出：“有心人可取而细考焉，则吾东生民贫瘁欲死，庶几有疗耳。”

李朝后期，朝鲜发生大规模饥荒，李朝官员徐有榘设法将甘薯引入朝鲜种植，他将《农政全书》内容结合朝鲜实际，编撰了《种薯谱》一书。

此外，徐有榘编撰的农学巨着《林园经济十六志》也大量征引《农政全书》的内容。

可见，《农政全书》的引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朝鲜的农业状况，促进了朝鲜的农书创作和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良。

17世纪到18世纪，西方世界曾掀起一股由来华传教士引发的介绍和研究华夏文化的“中国热”，大量华夏文化典籍在欧洲翻译出版，《农政全书》也被引入了欧洲。

1735年，髪国巴黎的耶稣教徒杜赫德根据在华27名传教士收集的相关信息编撰了系统介绍华夏情况的四卷本《中华帝国全志》。

在第二卷中收录了由传教士殷弘绪翻译的《农政全书》第31-39卷的《蚕桑》篇，殷弘绪将该篇标题译为《一部教人更多更好地养蚕方法的中国古书之摘要》，向西方世界全面介绍华夏的蚕桑技术。

法国重农学派以《农政全书》为标榜，在政经领域大力推广重农思想。它的主要代表人物魁奈和杜尔哥专门着书介绍华夏农业制度，并认为只有农业能增加财富，起到抑制货币和商业资本的作用。

1777年，《中华帝国全志》被翻译成俄文在圣彼得堡出版，时值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推行经济改革，华夏先进的蚕桑和植棉技术在俄国得到全面推广，推动了俄国棉纺织业的发展。

19世纪后，西方世界对《农政全书》的翻译趋向精准化，以服务于当时的农事生产和农学研究。

1849年，日不落国汉学家、驻上海领事麦华陀将《农政全书》的《蚕桑》篇再次译为英文并题为《制丝栽桑概论》，并将其作为单行本在上海发行。

1864年，英国人肖氏将《农政全书》第35卷《木棉》篇关于种植棉花的部分译成英文，题为《上海地区植棉概论》发布在《中国丛报》第18卷第9期上。肖氏称《农政全书》为“中国农业的百科全书”。

1865年，俄国人安东尼将《农政全书》和《农桑辑要》两部书中关于蚕桑的部分翻译成俄文，题为《论中国人的养蚕术》，刊发于《俄国昆虫学会会报》第3卷第1期。

意大利人安德烈奥奇将《农政全书》的《荒政》篇中的“玄扈先生除蝗疏”一文译为意大利文，题为《论蝗虫·论述提要》，1870年以单行本发行于米兰，为西方治理蝗灾提供了借鉴。

进入20世纪，《农政全书》作为重要的学术研究资料依然为西方世界的学者所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