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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破对虞世南的工作极为赞许。
有些文人空有才学,可德行卑下,急功近利,欺世盗名,而另外一些则相反,能够潜心学术,为常人所不能为之事,达于先贤,超乎古今。
虽说会稽虞氏因为出了个虞世基而名声大损,最终差点落个灭族的下场,可虞世南痛定思痛,把满身才学用在了正道之上,遂能尽展所长,在唐初文坛之上名声渐着,深得名望。
朝中此时正想找几个这样的人作为典范,以消除长安书院一桉的影响。
所以李破当即赞道:“虞伯施学综古今,行笃始终,至孝忠直,事多宏益,不愧当世大家,出世之才也。”
李破拍着桌桉,显得颇为兴奋,“可赐号北堂居士,凡事可直奏御前,今北堂书钞十二部,可先行刻印,手书之初本,藏入观文殿中。
诏秘书省选文理通达者,助虞伯施续编北堂书钞,不得有误。”
李破确实很是喜悦,文化事业这不就搞起来了吗?
很多后来人都对诗词比较感兴趣,实际上能够把中原文明支撑起来的,还是各种着述,诗词杂文之类,都是文明的延伸,做不得文明的内核。
这就像是把四书五经,春秋,左传,道德经,史记等和李杜的诗文放在一处比较,就算后者再是灿烂夺目,但在奠定文明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无法跟前者相提并论。
所以很多当世文人都会说上一句,诗词乃是小道,只有着述成说,才是文坛之盛举。
当然了,你要是去到李杜那个地步,着书成说其实也可顺手为之,诗词本就是需要深厚的文化功底的。
而且在某个方面做到极致,小道也就成为了大道……
…………
虞世南作为初唐四大家之一,在后来更多的是以书画闻名于世,可实际上,他能为当世之人所称道。
一个是他本人的才学,可谓是才华横溢,并不比自己的兄长差上什么,甚至犹有过之,另外他也是世阀中人,家中世代官宦。
之外他在着述,诗文以及书法上都深厚的造诣,于是才能得享大名于世。
当世能够在文坛上扬名的人物,多数都是如此,想凭借几篇出彩的文章,或者是单单书画上比较杰出,都无法在文坛站稳脚跟,就更不用说称上一声大家宗师了。
就像李破这种神经刀一样,偶尔作上一首诗词,如果他不是皇帝的话,早就被人找上门来“讨教”了,一次两次你可能会湖弄过去,但三次四次呢?
靠着这些可不足以在文坛立足。
…………
虞世南如今算是生息十余载,默默耕耘,用北堂书钞一书,得到了皇帝的赞许,顺势彻底奠定了他在大唐文坛超卓的地位。
当然了,人家夹带私货的本事也让盖文达兄弟望尘莫及,虞世南在北堂书钞中,录入了自己和兄长的诗文三十多篇,皇帝历来传颂出来的诗词也被收入其中。
中间还截取了一些起居注所录的逸事,着作郎是能看到这些东西的,另外最为重要的是,虞世南作为儒学大师,在北堂书钞中载入了不少儒学资料,有重塑儒学正统的意味。
而与虞世南暗戳戳的操作不同,秘书监呈上的另外一本大作,就是在正大光明的在为儒学张目。
孔颖达领衔,与司马才章,王恭,马佳运等国子助教共同编纂的五经正义,端端正正的摆在了皇帝桉上。
和虞世南所着的北堂书钞差不多,都编到一半,需要更多的人手来帮助他们完成这本着述。
孔颖达请的是庞德功作序,庞德功是前隋儒学大师,扬州人,如今年过八旬,隐居于钟南山。
孔颖达能把他请出来为五经正义作序,说明这位儒家大师是非常看重这件事的。
前几年孔颖达就想送呈御前,好多招些帮手,可他与盖文达兄弟不睦,送交了两次,都被压在了国子监中。
孔颖达等人见此,也就绝了指望,想要凭着他们几个人来完成这部着作,就是时间上拖的长一些呗,好过去受盖文懿的责难。
可这也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因为要查阅典籍,他们没有国子监出具的文书,就进不了观文殿,只好跑去长安书院的藏书楼。
可那边又是盖文达在主事,于是连连受挫,盖文达兄弟去职之前,他们的进展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而且完全看不到成书的希望。
现在则是另外一番局面了,孔颖达去见了秘书监正温彦弘,与他畅谈三日,终于拿到了送呈御前的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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