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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2012年阿里成都（第3页）

那名医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施炜抓住左思安：“小安，你做过这类手术没有？”

左思安面色苍白：“手术我做过很多例，但是……”她低头看自己的双手，正微微颤抖，她知道自己仍处于半虚脱状态，站立不稳，再加上躺在病床上的是她父亲，她清楚所有可能的潜在风险与并发症，实在不能确定能否进行这样的手术。

高翔扶她坐下：“镇定，深呼吸。”

她坐下，依言合上双眼，努力想说服自己镇定下来，然而心乱如麻，一时无法平静，痛苦地说：“我竟然没注意到他脑部高压，还在明知道他心脏有问题的情况下刺激他，我没法儿原谅自己。”

施炜连忙说：“小安，你不能这样想。正因为你是医生，你才救活了他。

眼下他也只能指望你了。这个手术是不是很复杂，所以你没有把握？”

她摇摇头：“我从当神外住院医生第二年起就开始在主治医生的指导下主刀做大脑硬膜外和硬膜下血肿清除术，参与过高难度的开颅手术，这次只是微创清除血肿，虽然没有三维手术设备，也不算很大的问题，一般来讲只需要半个多小时就能完成。但是……”

施炜握住她的手，恳切地看着她：“那就好，那就好，小安，一定要救救你父亲。”

一时间，她讲不出话来。

地区领导都闻讯赶来，向院长了解情况，院长说：“我们跟大医院也取得了联系，那边医生也说必须尽快开刀清除血肿。看左书记的情况，恐怕要转移到成都才行。”

地区领导皱眉：“明天上午才会有飞去成都的航班，老左能够支撑得住吗？”

“按道理讲，24到48小时内手术，都是可以的。”

一片沉默之中，左思安开了口：“不行，最佳手术时间是12小时以内。

高原缺氧地区对于手术时间的要求更严格一些。从我父亲的出血量来看，再不手术清除血肿，有可能发生脑疝，以后语言和身体活动能力都难以得到恢复。”

“可是我们目前没有医生能动这个手术。”

“我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毕业，有马里兰州的行医执照，在巴尔的摩一家医院担任神经外科住院医生已经三年，从去年开始独立动脑部手术，我可以为我父亲动这个手术。”

所有人都看向她，领导沉吟不语，院长迟疑：“就算你有美国医生执照，但能否在国内动手术没有先例，我们必须请示。”

在施炜的坚持下，经过一连串请示与商量，领导批准由左思安来动手术，她签了一系列文件，拿着笔的手禁不住再次颤抖起来。

高翔蹲到她面前，按住她的手，她抬头怔怔看着他：“高翔，我害怕我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你要信任你自己的判断。”

“但是……”她停了一会儿，终于苦涩地说，“半个多月前，我为一例颅脑损伤病人做开颅手术，他死在了手术台上。”

高翔怔住：“你学医到现在，他不会是你看到的第一个死者吧？”

她摇摇头：“但他是第一例在我的手术过程中死去的病人。在随后例行的病例差错分析中，有主治医生对我的处置方法提出不同意见，我被暂停手术，只能参与查房与门诊。”

“然后呢？”

“正式调查结论出来，我被认定处置并没有明显差错，恢复了工作。”

“我没理解错的话，就是说你根本没有犯错。”

“但是，我并不觉得松了口气。从读医学院开始，我就听教授讲过，做外科临床医生，迟早会面对病人死在自己面前的时刻，不过我没想到，冲击比我想象的更大。”

高翔完全没有想到她竟然是在面临职业危机的情况下回国探亲：“目睹死亡确实会带来压力，你需要放松。”

“我没法儿放松，并且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不得不跟主任讲，我需要时间调整，再重新开始手术。没想到……”她看了一眼病房方向，“我却必须给自己的父亲动手术。”

“小安，你并没打算因此放弃你的医生生涯，对吗？”

“当然不会，我受的所有艰苦训练都是为了独立行医。”

他看着她：“当年我带我儿子去纽约动手术，主刀的医生是心外科的权威，他跟我谈手术方案，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手术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手术过程是医生的专业积累与临床判断发生化学反应的一个过程。我不懂医学，但我理解他强调的判断与自信对于医生来说，缺一不可。你自己也说了，你已经做过不少高难度手术，所以，不要因此就怀疑自己受到的长期的培训与判断能力。”

左思安没有说话，然而他从她的眼神里看出，她仍处于极大的挣扎之中。

“小安，我儿子从出生到四岁之间，一共动了三次开胸手术。”

她怔住，脸有些扭曲：“为什么跟我说这事？”

“他每次手术都是由我签字。当然，作为病人亲属，和作为主刀医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只想告诉你，我知道亲人生命处于不可知状态时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我也知道所有医生都会尽力避免为直系亲属动手术。你是有选择的，小安，你可以不动这个手术。”

“爸爸的情况如果拖延下去，也许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但肯定会错过最佳手术时间，我不能让他冒这个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