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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经济崛起的奥秘（第1页）

第一节中国经济崛起的奥秘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以一种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方式实现了崛起，经常被人称作中国奇迹。这个奇迹般的发展，终于让中国在物质层面拥有了世界普遍性，使得中国的世界历史意义有可能超出抽象的观念运动，而获得一种现实的物质基础。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3—2014年，除个别年份的波动，中国经济基本上保持着8%到10%的增长速度，差不多是一个斜率不变的线性增长速度。过去人们对此高速度给出的解释是，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与土地成本便宜。这个解释对于1980年代也许是有效的，但如果仔细观察中国经济内部结构就会发现，进入21世纪，在线性的GDP增长速度内部，中国的制造业部门却进入非线性的高速增长，中国也正是在这个时间阶段内成长为“世界工厂”的。2000年时，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比1980年代已经高出很多，为什么这个时候制造业却可以更大的速度增长？这个问题，无法简单地用要素价格这个原因来解释。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因为两个或者三个条件的时间耦合。第一个条件是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因而得以顺畅地进入到全球市场。但对经济奇迹来说，加入WTO很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条件，只是起到了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真正重要的是另外两个条件：一个是西方世界进入创新经济的时代，带来了制造业流程的大规模外包，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能够承接外包的对象；另一个是中国的土地财政，让中国以一种令人意外的方式获得了最为强大的承接外包能力。这两个条件的时间耦合才能够解释中国为何在21世纪初能有如此之高的制造业发展速度。但这些条件的耦合完全不具有可重复性，所以它不足以成为一种其他国家可复制的模式。中国的制造业发展，结合于西方的创新经济，给全球经贸格局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进而对各国的经济和政治秩序也产生深远影响。近年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国际政治、经济变化，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深层原因。

一、创新经济与土地财政的时间耦合

1。创新经济时代与大规模外包的需求

中国的经济崛起，高度依赖于西方国家创新经济的拉动，因此也可以说是又一轮（世界层面的）技术跃迁，促成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变化。这一轮的技术跃迁，主要是信息技术，它伴随着创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促成了一场管理革命，带来企业组织形式的变迁，使得生产上的大规模外包成为可能与必须。

历史上的大国经济崛起，制造业中心的转移，都伴随着企业组织形式的变迁。19世纪的英国经历了工业革命，本土性的制造业企业兴起，区别于此前的霸主荷兰，后者的企业主要是通过海外贸易和大规模融资发财。19世纪大半时间，英国的经济模式是大进大出型，从全世界吸纳原材料，再向全世界输出制成品。只要英国是全球唯一的制造业中心，它便不怕外国会用政治手段禁止英国产品进入其市场。直到19世纪后期，若干个国家实现了工业革命，尤其是美国和德国，它们开始用贸易保护政策为其他国家的产品进入本国所能控制的市场设置障碍，同时本国的企业组织形式也开始发生变化，以应对别国的相应政策。大规模的跨国托拉斯由此兴起，将一条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完整地整合在一个大托拉斯当中，公司布局横跨多个国家，可以绕过其他国家通过政治手段所设置的贸易壁垒，以及寻求成本洼地。这种大规模的跨国上下游整合，使得其成本控制能力远超一般公司，能够大规模地以价格低廉的同质化产品来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样一种公司组织形式跨越了二战时代。

经历了二战后几十年黄金时间的高速发展，世界上多数人口已经超越了简单维生的经济阶段，基本需求获得有效满足。所谓“基本需求”是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而变化的，比如移动电话在今天已成为基本需求。传统大规模制造业所生产的品质趋同、品种单一、廉价耐用的产品，此时无法再满足人们的需求，产品的全新创意才能赢得更多消费者。跨国大托拉斯由于产业链的漫长，面临着巨大的决策风险，无法有效参与到创新当中。它们在其所在行业的基本需求尚未被满足的时候，或者说它们处于特定意义上的“短缺经济时代”的时候，能够生产那种流水线产品来占据最大的市场份额，却难以应对“后短缺经济时代”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它们越有效地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就会越快地走上自己的逻辑终点。于是，能够将制造过程外包，自己轻装上阵致力创意与品牌打造的企业，将有更大的机会占据价值链的顶端，这就是类似于苹果这样的公司成功的秘诀。而一旦开始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就必须持续不断地拼创新，否则很容易被淘汰。于是，除非是其行业本身不适合外包，西方众多世界大公司都将其制造过程外包，不愿外包的大公司有不少遭到淘汰。

大规模生产外包至少有两个技术性前提：一是大规模数据的处理能力，二是高速的信息传递能力。这两个技术前提才能让发包方不至于对生产过程处于无知状态，以致没有能力根据市场讯息迅速调整自己的外包任务；两个前提刚好因20世纪末21世纪初信息技术的大发展而获得了解决。于是，新技术使得这场管理革命成为可能，发包方与承包方构成了工业链条的两端；大规模外包使得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新事物，生产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分离了。

问题就此转化为，谁能够承接起这种外包任务。对于承包方来说，有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第一，生产过程必须有效率，否则不会有机会承接到发包任务。有效率的前提是专业化，但高度专业化以后，风险会变得很大，因为承包方没有办法迅速转型，上游发包方的创意一旦发生变化，承包方就会死掉。因此，承包方又得满足第二个条件，即生产过程必须要有弹性，有弹性的前提是不能专业化，而不能专业化会使得生产的效率欠佳，一开始就根本不会有机会拿到订单。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但它们又是彼此矛盾的，这就带来了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要想解决此一结构性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把弹性与效率这两个条件放到不同位阶上来满足。即，承包方的制造业企业不能大而全，必须是大量小而专的企业，每一家企业都专业化到极致，近乎就是专攻某种高度标准化的零件，其产品的通配性反倒会特别好；这些企业彼此之间就可以组成各种各样的相互配套关系，从而形成一个动态互联的供应链网络。通过网络内部每一家企业的高度专业化，确保效率；随着发包任务的不同，企业间的相互配套关系可以不断动态重组，以此来确保弹性。也就是说，对效率的需求，在单个企业的层面上获得满足；对弹性的需求，在大量企业共同组成的供应链网络层面上获得满足。所以，供应链网络的存在，是有能力承接大规模外包的一个重要前提。供应链网络内部不断动态重组的配套关系，一定是分布式决策、分布式运转，绝不是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大脑能设计得出来的。因为，创新经济时代市场的变化速度超出了任何中央集权式的处理能力，供应链网络的运转便只能是基于自然的市场均衡过程。

2。供应链的成立与土地财政

前述意义上的供应链网络若要成立，在其起始阶段，一定要有足够数量的、分工足够深的企业近乎同时成长起来，形成一个具有自身运转能力的供应链网络；倘若专业化分工如此深的企业不能近乎同时成长起来，就谁也存活不下去。该网络成长起来之后，其内部的企业会不断新陈代谢，这个过程可以进一步优化供应链网络对创新经济的适应性调整能力。这么多企业近乎同时成长起来的一个前提要求就是，是否有足够多建设得非常好、规模很大、基础设施已经非常到位的工业开发区（这也可归为广义上的城市化）已经建设起来，而且里面没有相应的工业能力进驻。换句话说，即是否有大量近乎空白的开发区等着企业进驻。只有这样的地方存在，供应链网络才能生长起来，而且可以想见，其分布式的生长速度一定是前所未见的。

这意味着（广义的）城市化要先于工业化，但这与通常的工业化拉动城市化的历史节奏是相反的。之所以会有那样一种通常的历史节奏，在于城市对公共服务的要求远高于乡村，好的公共服务能力依赖于城市财政，财政依赖于经济，而假如没有足够多的工业能力发展起来的话，城市便无法获得相应的财政能力，以及进一步的公共服务能力。所以，需要通过工业化引导城市化，经济发展使得财政能力先具备了，城市才最终成型。

中国刚好走了一个反向的历史节奏：（广义的）城市化先于工业化发展起来。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土地财政，土地财政的发展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直接相关。

在分税制之前，财政制度是地方财政包干，其具体方案从1980年直到分税制改革之前，经历过若干次变化，不同省份的方案也有所差异，但总的逻辑是，在地方预算收支核定以后，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地方超收和支出的结余都留归地方支配，地方不足和超支部分，中央财政也不再补贴，由地方自己形成财政平衡。这种财政制度充分刺激了地方的积极性，在中央层面的改革不容易迅速推进的情况下，地方的各种创新对于改革旧体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地方活力的充分释放，发达地区上交中央财政的部分占其地方财政的比例变得越来越小，中央对这些地方的影响力开始变小；不发达地区则需要国家层面的财政转移支付，以支持当地的发展，而中央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做这些事情。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在1984年以后明显下降，到了1993年，即分税制改革前一年，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近八成，形成一种“强枝弱干”且“枝”很不均衡的格局。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经过中央与地方的艰难谈判，终于在1994年推行了分税制改革，基于不同税种而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了划分。分税制改革当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上一年的刚刚超过两成上升到近六成。国家主要部分的财政收入上收于中央，中央再依照地方的财政支出需求向下进行拨付，以此确保中央对全国经济与社会的调控能力。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事权并未因为财权的变化而减少（以其财政支出规模作为衡量指标）；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其晋升机制也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经济发展仍然是重要的考核指标，这需要通过各种方面的投资来实现。可是投资的自主决策权力，已经因为分税制被收走了，这就刺激着地方官员去寻找其他的财政来源。

土地财政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发展起来。分税制将城市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土地增值税、房产税等与土地增值相关的税种全部划归地方政府，除金融、铁道等跨区域经营行业之外的服务类行业的营业税也划归地方政府；增值税变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种，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制造业企业应该交增值税，但地方政府在其中所得有限，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兴盛一时的以制造业为主的乡镇企业，不再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开始萎缩；而建筑类企业缴纳的是营业税，归属地方，建筑业对于土地有大量需求，由此产生的财政收入也归属地方。因此地方政府开始鼓励建筑业的发展，这些构成了广义的土地财政。之后，地方政府又以土地为基础构建起发达的融资机制，土地金融成为比土地财政规模更大的资金体系，城市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获得了更大的动力。

正是这个过程刺激了中国（广义）城市化的大发展，包括大量开发区的建设，21世纪初期初见成效。同时也带来了中国与一般国家相反的历史节奏：城市化远远地先于工业化。但这样一种城市化的发展，倘无足够的工业能力进驻，势必无法持续，最后会因为土地财政的融资机制崩溃，引发极为可怕的经济危机。这已是当时中国经济当中的一个深层危险。

但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正在这个时候到来。在土地财政初见成效、败象未露之前，西方国家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出现了。远远超出于工业发展水准的城市化进程，刚好提供了大片已开发好却近乎空白的工业开发区，大规模外包所必需的供应链有了成长的可能性。很多进驻开发区的大型制造类企业，如富士康之类，成为实际上的组装企业；与其配套的中小规模民营企业自发成长起来，它们数量巨大，极为专门化地生产各种配件，形成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这些中小民营企业经营极其灵活，远非决策机制沉滞的国有企业可比；它们基于供应链的逻辑而分布式地成长起来，形成一种非线性的增长速度。再加上此时中国加入了WTO，几个因素叠加在一块，使得中国经济的制造业部分以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崛起了，并且拉动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原本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在这个过程中被消弭于无形。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奇迹，完全是依托于世界大势而成，中国的自主决策在其中有一定作用，但更多的是一种时间性的耦合，中国顺势而为。中国的经济崛起深刻地内在于世界经济秩序的发展过程之中，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崛起和西方经济的转型，是同一个过程。我们无法外在于世界经济秩序来讨论中国问题；同样，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成为现实，我们也无法脱离开中国的影响力来讨论世界经济秩序的前景。

二、供应链网络的规模效应

供应链网络一旦形成，其规模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供应链网络的规模越大，内部的节点就越多，互为配套组合的可能性就越多，网络的弹性越好；其中单个企业专业化分工的深度就越深，效率也越高。每个企业都与极大量的其他企业互为配套关系，即使它只生产非常专门的东西，也能够达到世界级的量产，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同时，供应链的规模足够大，就可以养成一个庞大的工程师蓄水池，即使有上万家企业倒闭了，失业的工程师也能马上找到下一份工作。只有这样，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工程师被培养出来，供应链网络也才运转得起来。

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国家的优势于此尽显。改革开放这些年，尤其是实行土地财政之后的这些年中建立起大量的基础设施，超大规模国家的物流潜力得到充分释放；中国超大规模的人口资源，其中的绝大部分个体在这几十年的过程中进入了历史，有着改变生活改变命运的强烈欲望，这些个体构成了中国庞大的工程师队伍和熟练工人队伍的来源，使得供应链网络能够运转起来。进一步，就外贸领域而言，中国所承接的上游发包公司都是面向全球销售的，这就使得作为下游的承包方，也是面向全球市场生产的；就内贸领域而言，网络平台、电商的出现，结合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长尾理论”的效应得到最大呈现，此前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分工也能够出现，供应链网络的效率和弹性继续放大。这种内外贯通的市场规模进一步催生了供应链网络的规模，其中单个企业的分工专业化程度可以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这在珠三角、长三角的实体经济中有诸多例证，阿里巴巴B2B平台上也有非常直观的呈现。

实际上，这个供应链网络的范围已经超出中国，是以整个环中国海地区的东亚为单位的。中国从其他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大量进口零部件、半成品，在中国完成总体组装再向全世界出口，整个东亚被整合为一个巨大的制造业集聚区。这种规模的供应链网络，结合互联网技术，使得分工深度进一步加大，弹性进一步增强。中国以“世界工厂”而闻名，实际上，“世界工厂”这一名头冠于整个环中国海的东亚地区头上会更合适，这个大的制造业聚集区已经有能力满足整个世界对一般制成品的需求。

在这个背景下，所谓中国对于发达国家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是中国代表整个东亚制造业集聚区而形成的顺差，其中包含着中国从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进口零部件、半成品而形成的大规模逆差。近年来部分制造业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转移，而是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供应链网络内部结构性重构的过程；零部件、半成品的生产地、流动方向发生变化，中国倒闭的部分企业，其中的资本、人力会被本土新建起来的其他类型企业所吸收，这是个自然的新陈代谢过程。没有哪个东亚国家会因为供应链的结构性重构过程而退出这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此时真正有效的分析单位不再是国家经济，而是微观层面的企业经济，以及超国家层面的供应链经济。在这种分析视野下，会看到各种企业在微观层面上改变自己的节点位置甚至地理布局，但供应链网络本身作为一个整体，不会受到本质性的影响，而中国在这个供应链网络当中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压倒性规模，使得供应链的重构始终会以中国为中心。

供应链网络的重要性浮现出来之后，定性地说，它很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制造业的成本构成结构。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的成本包含土地、资本和劳动三个要素，通过观察要素价格来讨论成本问题；制度经济学则引入了交易成本这个变量。供应链管理能力的重要性，使得交易成本的内涵以某种方式被深刻重构，它以一种目前很难量化的方式令成本控制的关键发生了变化，假如不能有效地实现供应链管理，成本控制将无法做好。当然，这里的所谓供应链管理，不是中央集权式的自上而下的管理，而是指一个制造业企业是否能把自己有效地嵌入到供应链体系当中。一旦有效嵌入，这个供应链将自动运转起来满足企业的需求。把供应链管理能力这个要素纳入进来之后，我们会发现劳动力、土地的价格事实上已经不是制造业成本中最为决定性的要素了。这也是中国在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较之20世纪80年代已经大幅上升的21世纪，制造业却能更快速发展的原因所在。

在此基础上，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假想，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可能已经被取消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不过是对20世纪中后期以来拉美、东南亚等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经验性总结。这些追求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其制造业过程都是以国家为单位，每个国家自己搞一摊，各国的成本构成结构都是一样的。在这个背景下，一旦某国达到中等收入，此时其劳动力价格上涨，土地价格一定也会上涨，总成本就会相应上涨。而其他还没有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它的总成本仍然比较低，制造业自然会转移到那些地方，于是中等收入陷阱就出现了。而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出现，却使得生产不再是以国家为单位展开，集聚区内诸国家之间大规模的半成品贸易，意味着已经进入工序性的跨国分工层面；这个制造业集聚区的形成又以西方创新经济的拉动为前提。如果我们把创意、生产、分销等环节视作价值增值过程当中的工序的话，它们也都进入了工序性的跨国分工乃至全球分工，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的前提已经被取消。

供应链的规模效应会带来一个结果：在可预见的未来，除非出现了某种今天完全无法想象的新技术，否则没有什么新的制造业集聚区能够崛起而与东亚制造业集聚区进行全面竞争，更加可能的是现有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可以说，中低端制造业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转移，在这个意义上是终局性的，进得来出不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终局性，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现有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制造能力，已经能轻易满足全球的需求，新崛起的地方很难与东亚就制造业进行竞争。另一方面，其他地方若想重复当年中国承接制造业外包的历程，它必须也有已建好但又近乎空白的现成开发区，否则供应链体系无法成长起来，无法满足效率与弹性兼备的需求。而此类开发区的建设，以土地没有私人产权为前提，这便决定了它在中国以外是不可能被重复的。

若说有什么类型的制造业能够从东亚制造业集聚区转移走的话，只有对供应链要求不高，并且对于远距离物流成本敏感的制造业，才有这个可能性。对远距离物流成本敏感的产品，适合就近生产原则，即靠近市场所在地生产。而一种产品对远距离物流成本敏感与否，衡量标准之一就是单位重量的产品售价，如果售价比较高，则不敏感，售价比较低则敏感。诸如玻璃、低标号水泥、粗陶瓷等等，这种制造业是能够向东亚制造业集聚区以外转移的，面向远处市场的生产部分也应该转移走；但它们面向本地市场供应的生产部分不会转移。近年来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此类产业的转移，不仅仅包括向墨西哥等国家的转移，甚至还有向美国的转移。但这与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转移，根本上是两回事，因为该种产业的转入，无法拉动转入地工业的体系性演化。至于从中国向东南亚的转移，则如前述，是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内部结构性调整的过程，它只会进一步强化东亚集聚区在制造业上相对于其他地方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