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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大师谈人生一 人生信念（第2页）

左儒说：“我听说古代的志士，不枉屈道义而宁可去死；不改变说出的话而求生。所以我敢于指出您的过失，以死证明杜伯无罪。”

齐宣王最后还是处死了杜伯。左儒义不独生，也自尽而死。

在小人眼里，朋友是用来出卖的。他们交朋结友，目的是将来占得某种便宜。但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他们给予朋友的是真义气。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处充满了诱惑，很容易让我们放弃操守；到处充满了欺诈，很容易让我们失去善良；到处充满了艰难困苦，很容易让我们失去耐心。如果能在滚滚红尘之中“堂堂地做个人”，哪怕不识一字，哪怕一无所有，也可以“笑傲江湖”了。

孟子生平

孟子（约前373—前289），姓孟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国（今山东邹县）人，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再传弟子，平生志向不凡：“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年轻时周游列国，晚年隐居讲学，著《孟子》一书。

要做就做大丈夫

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从端起书本的第一天起，就是为了做大丈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为了帮助老板办大事，造福社会大众，而不是为了摆个小摊卖点小菜赚点小钱。孔子曾无限遗憾地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意思是：谁要是用我啊，我能帮助他实现东周的圣治。孟子则自信满满地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孔子、孟子都有“平治天下”的志向，也有“平治天下的才能”，却没有与之相应的业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生遗憾。这种遗憾不时地在历代儒家身上发生。因为儒家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有志向无野心，只想当助手不想当老板。所以他们的志向需要通过某个英明的老板来实现。如果老板不英明，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改造老板。这项工作经常吃力不讨好，所以，他们经常被弄得灰溜溜地卷铺盖回家。

如果志向无法实现，儒家如何选择？他们仍然像大丈夫一样，“不得志，独行其道”，安详地生活着，用自己的学问和道德教化、感染身边的人，而不会像小丈夫一样，愤愤不平，怨声载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这也是儒家最富魅力的思想精华。历代儒家精英无不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这一理念，他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体现了高尚的殉道精神和令人景仰的大丈夫气魄。

“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就是一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道德实践者。他年轻时考上进士，被任命为出山东范县县令。范县地处黄河北岸，有10万人口，而县城里却只有四五十户人家，还不如一个村子大。上任的第一天，郑板桥就做了一件奇怪的事：让人把县衙的墙壁打了许多的洞。别人好奇地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这是出出前任县官的恶习和俗气。他在任上，果然跟前任官员不一样，两袖清风，一心一意为老百姓谋福利。

5年之后，郑板桥调任山东潍县县令。为了接近百姓，他每次出巡都不打“回避”和“肃静”牌子，不许鸣锣开道。有时还穿着布衣草鞋，微服访贫问苦。有一次夜里出去，他听到有间茅草屋里传出阵阵读书声。原来是一个叫韩梦周的贫困青年在苦读。郑板桥就拿出自己的银子资助他，使他能去参加科举考试，后来韩梦周中了进士。

郑板桥经常寻访孤儿，然后倾力相助。县学里的孩子放学碰上雨天不能回家，他就让人给他们送饭；想到孩子们走泥路容易坏鞋，就让人找些旧鞋送给他们。

在遇到灾荒时，郑板桥都具实呈报，力请救济百姓。他还责令富户轮流舍粥以供饥民糊口，并带头捐出自己的俸禄。他刻了一方图章以明志：“恨不得填满普天饥债。”在灾情严重时，他毅然决定开官仓借粮给百姓应急。下属们都劝他慎重从事，因为没有上面批准，擅自开仓要受到惩处。郑板桥说：“等公文批下来，百姓早就饿死了，这个责任由我承担！”郑板桥的果敢救活了很多人。秋后，又遇上了灾年，百姓们无法归还粮食，郑板桥干脆让人把债券烧了。百姓们都很感谢这个体恤百姓、爱民如子的清官。

乾隆十七年，潍县发生了大灾害，郑板桥因为申请救济而触怒了上司，结果被罢了官。临行前，百姓都来送行，郑板桥雇了3头毛驴，一头自己骑，一头让人骑着前边领路，一头驮行李。做县令长达12年，却清廉如此，送行的人见了都很感动，依依不舍。郑板桥向潍县的百姓赠画留念，画上题诗一首：“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杆。”

从此，郑板桥回乡以画竹为生，度过了他贫寒而很有气节的一生。他一生只画兰、竹、石。他认为兰四时不谢，竹百节长青，这正好与他倔强不驯的性格十分相似。

郑板桥虽然未能完全实现“兼济天下”的夙愿，却能“独善其身”，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儒家品格，不愧为大丈夫。

梁启超生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自幼聪明过人，十六岁中举人，十七岁拜康有为的为师，共同推行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后出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和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晚年在清华学校任教。

释放心奴，获真自由

梁启超说：人之奴隶我，不足畏也，而莫痛于自奴隶于人；自奴隶于人，犹不足畏也，而莫惨于我奴隶于我。

梁启超在《论自由》一文中说，人有“真自由”，有“伪自由”。什么是真自由？心灵的自由才是真自由。身体能够自主，心灵却不得自由，只是“伪自由”。梁启超认为，“辱莫大于心奴”，别人奴役我，不值得害怕，更可痛心的是主动受人奴役。但是，主动受人奴役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我奴役我。别人奴役我，如果我不乐意，可以奋起反抗，这就有挣脱枷锁的可能；我主动受人奴役，别人或者出于慈悲心，或者出于正义感，还可能解救我。如果是我奴役我自己，那么，我不会想到反抗，别人也无从拯救，这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必须释放心灵的奴隶。其要点有四：

其一，“勿为古人之奴隶”。这一点不用梁启超提醒，现代中国人都不会把古人太当回事。自从“砸烂孔家店”后，古代圣贤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了。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有助于自身成长。梁启超说：“其于古人也，吾时而师之，时而友之，时而敌之。”这也许是对待古人的比较恰当的尺度。

其二，“勿为世俗之奴隶”。中国人好随大流的毛病，不知始于何时，至今未衰。别人一身名牌，我也不能天天“休闲”；别人染了头发，我也要赶紧改掉黄种人的老形象；别人出入豪华场所，我勒紧裤带也要跟着上；别人买了私车，我砸锅卖铁借高利贷也得补上这个缺憾；别人利欲熏心捞黑钱，我不干几件坏事就冤得慌；别人红杏出墙包二奶，我不搞出一点风流韵事，这辈子就算白活了……正如梁启超所说：俯仰随人，不自由耳！梁启超还说，这种现象，就像耍猴戏，“跳焉则群猴跳，掷焉则群猴掷，舞焉则群猴舞，笑焉则群猴笑，哄焉则群猴阋，怒焉则群猴骂”。

一个人要想获得心灵的自由，必须有自己的主见，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去追求自己认为好的东西。

其三，“勿为境遇之奴隶”。人生有顺境逆境，这是正常现象，当以理智承受之。在顺境时得意洋洋，不知防微杜渐；在逆境时灰气丧气，不敢锐意进取，这就难免为境遇所左右而不得自由。梁启超说：“战境遇而胜之者则立，不战而为境遇所压者则亡。”只有超乎境遇之外，心灵才能自由。

孔子是大圣人，一生遇到的逆境却多于常人。他都能淡然处之。有一年，他率弟子们周游列国，在陈国和蔡国之间陷入困境，一连七天只能靠吃野菜度日。孔子没有任何怨言，仍然一如既往地在屋子里弹琴唱歌。

子路、子贡和颜回一起在野外采集野菜。子路对子贡说：“我跟随先生这么久，他先是在鲁国被逐，后来被迫在卫国隐居，再后来在宋国的大树下习礼时被人砍倒了树。现在又在陈蔡之间陷入了困境。先生遭遇了这么多的羞辱，虽然凌辱先生的人从来没有受到过惩罚，但先生的歌声却没有中止过。难道君子对所有的事都不感到羞耻吗？”

他们回来后，颜回将子路的话如实地告诉了孔子。

孔子很不高兴地推开琴，让颜回将子路和子贡叫进来，严厉地说：“你们知道吗？君子在道义上通达，叫做通达；在道义上困窘，才是困窘。现在我固守仁义的原则，遭受了乱世的祸患，这是我应该得到的处境，怎么能叫做困窘呢？我反省自己，在道义上不感到内疚，在灾难面前不丧失自己的品格。严寒到来，松柏在霜雪降落以后，还不凋落，我们因此知道松柏的生命力旺盛。从前，齐桓公因为流亡莒国而萌生复国称霸之心，晋文公因为逃亡曹国而萌生复国称霸之心，越王勾践因为受会稽之耻而萌生复国称霸之心。现在我们在陈蔡之间陷入困境，对我来说大概是幸运吧！”

获得心灵的自由，需要借助信念的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相信，目前的处境只是人生的一个驿站，无论好坏，都不是长久停留的地方。尤其遇到逆境时，更不可在其中流连忘返。不妨以乐观的心情设想明天，然后大踏步向前迈进。

其四，“勿为情欲之奴隶”。从古到今，多少英雄豪杰为情欲所坏。无论男女，遇到情欲困挠，智商马上降低一百，能力马上减退二十年，能做好的事做不好，能办成的事办不成，甚至彻底改变了人生方向。西方哲人有谓：一个人的成功程度，在于他在多大程度上将情欲转移到了更有积极意义的事情上。而一个人的自由程度，在于他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了情欲的困挠。

陆九渊哲学

陆九渊是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吾心即是宇宙”，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他认为治学应“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这种大气魄，是难能可贵的。他的诗文录于《象山先生全集》。

“六经皆我注脚”

陆九渊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